贵妃醉酒（中国画） 王西京

盗御马（中国画） 王西京

王西京醉心于绘画，更痴迷戏曲。

绘画是王西京的人生主业。从事艺术创作近六十年，他向世人展示了数万幅呕心力作，包括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动物画、年画、连环画等。无论是抒写时代主题、爱国情怀，抑或是展现英雄气概、人间百态，这位长安画派代表性艺术家“一直在思考如何运用自己综合的功力与修养，创造既为大众所喜闻乐见，又有高雅品质、正大气象和纯正品格的作品（邵大箴语）”，在中国画领域一次次寻求新的突破和转型。

戏曲是王西京的情感寄托。作为一位资深戏迷，无论是京剧、越剧、黄梅戏、评剧、豫剧、昆曲、高腔、河北梆子、秦腔、川剧……各个戏种、各种唱腔，没有他不喜欢的。出于喜爱，也缘于执着，78岁的王西京希望还能在戏曲人物绘画创作上探索出一条新的表达路径，把绘画的美学意境与戏曲的审美体验融会贯通，将氍毹上的“生旦净末丑”定格，铺展于水墨丹青之间，“以戏入画、由画品戏”。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就这样，已年近耄耋的王西京开始了属于自己的又一次艺术尝试。

戏曲与丹青堪称中国两大国粹。王西京发现，能让这两种艺术形式完美结合的一个重要载体，当属“人”。唯有“人”的出现，喜怒哀乐才能跃然纸上，人物百态方显持久永恒，戏境与画境交相辉映间，完成彼此的互动。王西京从一开始就喜欢画“人”。手眼身法步，唱念做打舞——中国绘画讲究“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中国戏曲同样注重“略形传神，以神制形”。这一切，都离不开以“人”为主体的彰显。“一个艺术家必须将自己的艺术直觉与感受融于其绘画语言之中。我试图将个人对于戏曲的感悟理解与生命体验，借古鉴今、借戏喻世，借线条、色彩、形象等表现符号形成反映现实并超越现实的情感表达，在捕捉戏曲人物稍纵即逝的情态与动态中，将自我的情感及对于生命的洞见、省察‘编织’其中。”王西京这样表达着自己的创作理念。

言出法随，王西京如是说，也如是做。“梨苑”系列戏曲人物画成为他继“舞韵”系列之后的又一次全新尝试。他笔下的每一幅戏曲人物画都有着独特的性情和风貌，刚正不阿的包青天、英武潇洒的裴元庆、醉态可掬的杨贵妃、重情重义的白娘子……若不是深谙于此的资深戏迷，若没有娴熟高超的造型功底，那些鲜活逼真的姿容神态怎会铺展于世人眼前？

在王西京的胸中，有着属于他自成一家的笔墨诠释：色彩浓丽，端雅自如，形神兼备，静若处子、动如脱兔。王西京擅于画人、精于绘脸，戏曲脸谱的描绘更成为他的得意之处，每一次细微的勾勒尽显众生之相的复杂与深沉。谈及戏曲人物画，我们会想到画家关良，与其用笔稚拙、凝练不同，王西京在意的是细腻、鲜明，武生气宇轩昂、刀马旦华美英武、大青衣冷艳妩媚、“花衫”柔和坚定。

当然，王西京的笔墨里始终蕴含着一以贯之的“精气神”。他画中的项羽颔首沉思，一手反握佩剑、一手停滞半空，似欲言又止，又无可奈何，终不见那曾经“百二秦关终属楚”的凌人霸气。立于画前，宣纸的留白也仿佛传递着“不可沽名学霸王”的警示。

可以说，一种悲壮的苍凉情绪，在王西京的纸面上缓缓荡漾。那正是这位土生土长的西北画家独有的一种英雄情结，在壮烈中透哀伤，于严谨中显厚重。1984年，王西京创作成名之作《远去的足音》，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诸君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个性塑造，展现出他们壮怀锐意改革、拯救国难的报国之志。诚如王西京在作品题跋中所言：“诸君以身许国，血溅改革之业，激励天下，促民族之觉醒，气贯中华，英魂不逝，诚可歌可泣也。时值改革之年，调丹青，祀六君，与志同者共铭！”画中“戊戌六君子”百年前那惊心动魄的一幕，仿佛又让笔者在这群“戏中人”的举手投足间，找到了些许印记和残影。“足音”虽已远去，“英雄”固常在。

孟子说：“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王西京戏曲人物画的充实感是扑面而来的，但单单如此，还远远不能理解其笔墨中想承载的内涵表现和艺术追求。2013年，王西京应邀为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创作了巨幅山水画《黄河，母亲河》。这幅为新中国成立64周年献礼的山水画作品，热情讴歌了中华民族母亲河的磅礴气势和伟大胸怀。“意象的抉择，是写意的开始，意象的典型性，对写实与写意相结合的手法而言尤为重要，直接决定着写意的高度。在写实的同时，强调中国元素，中国画的笔墨语言，点线皴擦点染，骨法用笔，以及气韵与留白……最大限度地彰显中国画的优势和特征。”如今再品味王西京当时的这段创作感言，我们不难发现，他的画中戏、他的戏中人，都是时代的注脚，都是文化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