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艺术研究院与商务印书馆、剑桥大学出版社联合推出的“剑桥世界戏剧史译丛”（简称“译丛”）出版。作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基本科研业务费支持的院级学术研究项目“剑桥大学出版社戏剧国别史译丛”的最终成果，译丛承继中国艺术研究院重视学术交流的传统，涵盖英国、美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俄国、爱尔兰、日本、非洲、斯堪的纳维亚10个国家和地区的戏剧史，弥补了国内学界在外国理论和前沿动态方面研究的不足。以此为契机，国内戏剧行业专家学者齐聚一堂，探讨多角度、多维度的戏剧史研究对中国戏剧行业发展的重要意义。

戏剧史研究是揭示不同时代和社会文化特征、凸显戏剧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地位的重要途径，也是我国戏剧领域研究与实践的重要内容。与文学、历史等领域相比，戏剧的当下性、现场性等特征赋予其撰史、研究工作更多难点。戏剧史研究如何“求新”，寻找新视野、新方法，值得业界思考。

从“Drama的历史”到“Theatre的历史”

“我的老师，同时也是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的原所长田本相，他在弥留之际曾对我说，当前中国戏剧史研究是有短板、有缺陷的，因为我们研究的只是剧本文学，真正的戏剧史书写应是立体、综合、全面的。”读罢译丛，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宋宝珍说。

谈及戏剧史研究，首先要厘清对戏剧的认知。中文的“戏剧”具有双重含义，一指戏剧文本，对应英语中的“Drama”；二指通过演员表演故事来反映社会生活中种种冲突的艺术，是以表演艺术为中心的文学、音乐、舞蹈等艺术的综合，对应英语中的“Theatre”。

国内戏剧研究领域不乏戏剧史著作，但对戏剧概念的理解有所不同。以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为代表，将戏剧文本视为作史的主要内容。以周贻白的《中国戏剧史长编》为代表，则将戏剧文本和戏剧舞台都纳入考察范围，“戏剧本为上演而设，非奏之场上不为功，不比其他文体，仅供案头欣赏而已足。是则场上重于案头，不言而喻”。国内学者所著外国戏剧史，如廖可兑的《西欧戏剧史》等，则多为戏剧文本的历史，对戏剧舞台的记录较少。反观国外的戏剧史研究，多以戏剧舞台变迁为记述主线，译丛便是侧重于此。

“我比较了译丛的非洲卷、日本卷、德国卷和英国卷等，发现其编辑思想是一致的，关注的都是推动某一种艺术现象出现的背后力量。”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周靖波介绍，国内学者编写的戏剧史有不少是戏剧文学史，是关于“Drama”的历史，而不是关于“Theatre”的历史。“Theatre”的历史是综合性的，包括剧场、观众、剧作家、演员、戏剧经营者、戏剧管理者、舞台技术等。译丛注重从戏剧艺术的角度谈论“Theatre”，而非停留在戏剧文本。在他看来，这种戏剧史研究思路对于中国戏剧研究和教学有着积极意义。

从“Drama的历史”到“Theatre的历史”，反映的是一种更为动态、全面的研究视角。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戏剧的认知皆有不同，但都离不开文本与舞台的互动。只注重文本分析或只关心舞台演出，难免失之偏颇。戏剧史研究的触角应随着人们对戏剧认知的扩展而不断延伸，从单一的文本走向多维的剧场、机构、舞台、制作、观众等领域。

“人类戏剧版图就像拼图，整体拼接完毕后才是完整、统一、和谐的人类戏剧景观。为了这样一个宏观戏剧史的出现，我们还要不懈努力。”宋宝珍说。

从不可再现到随处可见

文本是固定的，舞台却处于不断变化中。对戏剧史研究而言，材料收集工作无疑是一大难题。“过去书写西方戏剧史，解决的是戏剧如何作为一种知识被记录的问题。后人看不到伊丽莎白时代的演员在舞台是怎么表演的，只能通过前人的文字来了解。”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主任彭涛说。

长期以来，戏剧史研究所借助的都是文本、舞台、道具、剧院等直接材料，以及演出报道、剧评、回忆录等间接材料。其中，间接材料带有一定的主观性，这也是早期戏剧史研究中多见文本分析的原因之一。

而今，戏剧的外延继续拓展，不再拘泥于镜框式舞台或一间屋子里，而是走向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如沉浸式戏剧等。与此同时，记录媒介也发生了变化。“今天的戏剧可以以影像的形式作为视听知识被记录。过去戏剧评论家写剧评，靠的是形象化记忆和文字叙述的能力，但现在的人写剧评不仅可以反复观看视频，甚至可以按暂停。媒介的更新改变了戏剧评论的方式，也影响了戏剧史研究的发展。”彭涛说。

回顾历史，是为了走向更好的未来。面临新的戏剧形态和媒介环境，仅关注文本形式或舞台形式的戏剧史将更易出现视野盲区，研究工作也应积极面对新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译丛的研究范式给学界提供了启示。

“新的艺术现象、作品、观念、形式不断出现，人类的艺术史在延展，艺术史的书写也没有完结。中国艺术研究院是集科研、教学、实践和智库建设于一体的学术研究机构，重视戏剧艺术的发展和剧场现状的研究。”在宋宝珍看来，在学习借鉴西方戏剧史研究的创编体例、研究方式、学科建构经验的同时，也要认识到我们是在这个参照物下认识中国戏剧百花园的。

在中外戏剧交流日趋密切的今天，译丛架起一座文化桥梁，推动外国戏剧史、戏剧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深入研究，也为我国戏剧艺术的发展注入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