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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尖上的英雄赞美诗——浅谈芭蕾舞剧《八女投江》的艺术特色

2015-12-14 发表|来源:中国艺术报|作者:章文曌
芭蕾舞剧《八女投江》剧照 叶进 摄

前段时间,辽宁芭蕾舞团带着新作《八女投江》首次进京,在国家大剧院和中国剧院连演6场。近日,该团于国外巡演归来,又一次受邀在北京初冬的军营演出该剧,广受好评。在这部历时三年酝酿创排,反映抗联战士英雄事迹、具有史诗品格的优秀作品里,艺术家们依凭诗化的美学追求、独特的动作编织、深厚的结构功力和意蕴深长的肢体表达,成功塑造了以冷云为首的八名女军人的感人形象,生动展现了“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大地上以东北抗日联军为代表的中华儿女,在艰苦卓绝的反抗侵略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与付出的巨大牺牲。

波澜壮阔的斗争画卷,就从那来自乌斯浑河的历史呼唤和足尖的轻蹈中,在“密林”深处徐徐铺展……虽然作品的时代背景宏阔而深远,但创作者艺术的目光却始终在大背景下聚焦抗争过程中一个个具体的人。山河破碎之际,八位女英雄不仅是为着共同信仰而战的军人,同样也是孩子的母亲、父亲的女儿、男战士的恋人和妻子。只不过在像男人一样参与到战争中去的同时,她们又承受着女人所独有的种种苦难和艰辛。

教导员冷云当然对战斗岁月孩子的来之不易有着切肤的体会。可在那特殊的年代,对仍在襁褓中婴儿的爱和不舍,恰恰体现在转移前将孩子留给当地百姓。黄桂清与恋人在战斗中结下的感情可谓深厚,但当革命的急风暴雨摧垮对方信仰的脊梁,她则毅然用正义的枪声了断了恋人的生命,曾几何时的爱情也由此被霜雪掩藏在密林深处。13岁的王惠民,与其说是一名年轻的战士不如说是一名孩子,战斗间隙她无拘无束地同爸爸舞起东北秧歌,流露着孩子的稚气。但当战略转移过程中爸爸身负重伤,父女俩最后的舞蹈与其说是两代人生命的交融与张扬,不如说是革命理想的承接和英雄血脉的激荡。朝鲜族战士安顺福,本有着幸福的家庭和田园生活,可战火却撕裂摧毁了这种生活继续下去的可能……这不止是她们个体的经历,更是抗联战士抑或是抗战时期众生相的缩影,只不过在这群女军人身上体现得更为深切。相同的国仇和不尽相同的家恨将她们汇聚起来,正义与邪恶的对决中,每个人迥异的身世际遇被艺术地推向极致后,都指向了她们接下来共同的选择——抗争。所以,本应绚烂绽放的年龄,她们为山河完整甘洒热血于沃野,并在生命最后的转身,把如花似玉的青春岁月以斑驳的背影印刻于历史的天空和我们民族的记忆,同时留给后来者重整山河的精神力量。

她们选择了这样死,而不是那样生。她们其实是向死而生。如此宏大的时空背景和深邃的主题内涵下,更需要艺术手法的坚实支撑。对于趋同的英雄人物塑造,创作者基于“八女”不同年龄段的身份定位,提炼出母亲、恋人、女儿等具有明显差异的形象,巧妙地融入多种属性的舞蹈语言,将亲情、爱情和友情以独舞、双人舞和群舞的形式进行编织创造。

古典芭蕾舞中,风格性舞段主要侧重色彩的调剂,但《八女投江》则让风格性舞段参与到叙事当中并强化了剧情。因此,当以芭蕾属性定位的作品中出现富有东北地域特点的民族音乐和舞蹈时,让人感到既合情合理又十分巧妙。尤其在塑造王惠民、安顺福两个人物的过程中,国仇家恨的交代与剧情发展的前后呼应都由芭蕾与风格性舞段所共同担负,为她们接下来的革命选择和宁为玉碎的最终决断埋下了令人信服的伏笔。由此,“风格性”不再是可有可无的展示,而是叙事的一种补充或者就是叙事本身。这种贴合人物塑造和叙述逻辑的风格性的运用,使经过艺术巧思建构的人物形象鲜明、饱满和生动,而每个独立的形象又共同丰盈了“八女”的英雄群像。除了风格性舞段外,贯穿整部作品的许多段落,在舞蹈编排上都强烈地体现了导演独具的匠心,不仅舞段本身可圈可点,更有在限制中求突破的巧思,比如激战中运送弹药的女战士仅有的足尖快蹈,比如冷云在丈夫牺牲后如慢镜头一般的记忆闪回和黄桂清了断叛变的恋人后那伴着飘雪仰天长叹、静止却比舞动更具冲击力的背影等等,这些高潮处的留白反而更加彰显了创作者精深的功力和艺术表达上处理的独到。

充满艺术想象的编排和深厚的结构功力是剧目成功的根基,与此同时,演员们动情的表演同样决定了作品的高质量呈现。优秀男芭蕾舞者辈出的辽芭,此次通过《八女投江》这部名副其实的女人戏,让人看到了女舞者们在技术和艺术层面同样过硬的实力。特别是冷云扮演者于川雅准确到位的人物塑造和黄桂清扮演者敖定雯综合全面的技术能力及身体条件都令人耳目一新。她们,是辽芭优秀女演员群体的一抹剪影。或许,也可看作未来中国芭蕾版图发展趋势的一个指征。

值得一提的是,该剧的舞美不论观念还是运用,都保持了与作品诗化的美学追求高水准的统一。战地凄美的情境营造,为整部作品的推进提供了有力的氛围烘托。密林深处、荒山野泽,虽然敌人一次没有出现,但画卷般移动的白桦林、西征途中缓缓划过的桦皮筏以及枪炮声声与灯光的呼应都使得战斗的临场感得以在细微处显现。

音乐方面,恢弘优美的旋律对于情境的营造和助力同样显而易见。让人印象尤其深刻的,是舞剧结尾“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如挽歌般的童声。当八名女战士以坚毅的步伐投入滚滚乌斯浑河,余韵悠长的音乐一以贯之地延续了整部作品的诗化品格,也强化了抗联英雄们对为之挥洒热血和生命的土地深情的眷恋。

如果说白璧微瑕,除了前述必要的风格性舞蹈外,对于战斗场面的展现,特别是以男子群舞为主体的舞段中,在动作语汇的选择和编排上,创作者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了擅长和熟悉的更为接近“当代舞”的语汇,使得整部限定于“芭蕾”的舞剧作品,在专业眼光的审视下稍有偏移舞种属性之嫌。

历史的脉络,往往在拉开时空距离后才显现得更加清晰。当中国“东方主战场”的历史地位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历史贡献被逐步廓清并受到世界广泛承认,中国艺术家对于那场影响深远的战争留下的历史遗存的深挖也在持续掘进。舞剧《八女投江》正是在这一进程中涌现和创造的突出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