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立刻我就会想到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他对芭蕾舞剧在中国的发展非常关心……1963年9月下旬，我编导的芭蕾舞剧《巴黎圣母院》上演后，他来看了两次。第二次来看，幕间休息时，在休息室对我们说：“以后还要学习排演外国舞剧，要洋就洋到家……”又说：“你们现在可以创作革命题材的芭蕾舞剧，比如表现法国巴黎公社的、俄国十月革命的。”他想了想说：“先创作巴黎公社的吧！”后来，我又听到他对戴爱莲先生说：“今后，革命题材的舞剧要靠他们年轻编导。他们会成功的！”我当时听了好感动。

1964年1月初，我与芭团（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团）正在外地巡演期间，文化部在北京召开了一个选题会，为芭团下一个舞剧选定剧目。时任文化部艺术局局长周巍峙、时任中央歌剧舞剧院院长赵沨和戴爱莲先生，还有一些老舞蹈家也参加了。芭团两个编导李承祥与王希贤参加了会议。会上时任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传达了周总理的提议。林副部长提出了自己的设想，认为我们不熟悉外国的生活，不如胆大一些，创作一个中国现代题材的剧目。他提出改编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吴晓邦先生提议改编《红岩》……为了慎重，领导决定暂时休会，大家回去都好好想一想，下次开会时，再定。

几天后再开会时，由李承祥提出他和王希贤的想法是把电影《红色娘子军》改编成舞剧。赵沨院长一听，很快表态说：“改编电影《红色娘子军》好。第一，故事内容家喻户晓。第二，音乐主题歌好。第三，以女性为主，适合芭蕾舞。”赵沨院长是个很有水平、很有权威的老革命。他的发言对选题的确定，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1月下旬回到北京没几天，芭团肖慎团长正式找我们三个编导谈话，说明下一步团里的任务，是要创作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由李承祥、王希贤和我三个编导集体创作，希望我们发扬集体主义精神，取长补短，完成任务。

我们三人都是党培养的、新中国第一代年轻的芭蕾舞剧编导，都跟苏联的专家学习过，也都刚刚有过一些洋芭蕾舞剧的创作与表演实践。此时，领导又给我们指出进一步的奋斗目标，我们都特别兴奋。

我们马上开始找资料，分析电影剧本，为结构舞剧脚本做准备。这时，接到赵沨院长的指示，要我们到海南岛去深入生活，要求在当地就结构出舞剧的脚本，再回来。就是这个决定，对我们后来的舞剧创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三个编导，加上作曲吴祖强、舞美设计马运洪、绘景梁晔，演员白淑湘、钟润良、王国华、刘庆棠、李新盈共十一人。由李承祥总负责，带着文化部给地方上的介绍信，于2月初，我们出发了。

我们首先到广州，访问了电影《红色娘子军》的编剧梁信。他讲到了上世纪30年代海南岛就有共产党建立的革命根据地。电影表现的娘子军就是在1931年成立的。她们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特务连（特殊任务连）。为什么在海南岛这里会出现能打能拼、勇敢无比的娘子军，会有琼花这样的典型人物呢？因为，这里的妇女特别能吃苦，她们干的是重体力活，比男人干的活都重。受的压迫最深，有强烈的反抗精神……他还讲到电影中的琼花的扮演者祝希娟，用功钻研角色，拍片子时，她甚至半夜一个人爬山，来体会、寻找琼花的形象依据……从与梁信的谈话中，我感受到，舞剧脚本的结构，要抓住琼花成长的主线和成长的环境，深入生活时要多做这方面的了解。

回想我在下海南岛深入生活之前，可算是一个典型的“三门干部”，就是没有出过学校门、机关门、宿舍门的干部。我的大部分时间就是泡在教室里或舞台上，根本不了解社会是怎么一回事。自从进了海南岛，就好像进了大课堂，进了创作的资料库，激情、灵感都来了。

一到海口，我就见到了从没见过的、身着鲜艳服装、头戴斗笠的妇女，她挑着担子、一颤一颤地走着，腿上的喇叭裤像扇面一样地摆动着，这种特殊的力与柔结合的动态，美极了。那大胆的用色、特殊的服装和健美的动态形象，一下子就吸引了我。

我们先住进了海口市文化局。李承祥把带来的几封介绍信交给有关领导，并说明了我们的来意。没过几天部队就派来一辆大卡车，带着我们从海南东线，又经中线，走了大半个海南，历时一个半月，真是大开眼界。

这天，我们要去椰林寨，先进了海边的椰林，我惊喜地要叫了出来，从没见过这样一望无际的椰林。我加快了脚步，东看西看，啊呀，椰林寨在哪里？一点也看不见。这时，我突然想到，琼花要是晚上从这里逃跑，比电影里从街上逃跑，效果要好得多，她可以躲在粗粗的树干后面，还可以在树丛中穿来躲去，老四就在这儿抓她，她反抗。舞起来也比在大街上自然得多。此时我回头看，发现舞美马运洪也正在画椰林，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

我们在椰林寨住了两天。接触了淳朴的老百姓，也让“小咬”（当地特别小的飞虫）咬得够呛。更看到夜色下的椰林，还真有几分阴森的气氛。这使我有了更多的联想。我和王希贤、李承祥一路总在交换感想。后来我们三个编导在讨论舞剧脚本时，不约而同地都认为将一场定为夜晚的椰林为好。琼花逃跑至此，老四率团丁来抓，南霸天到此把琼花打得昏死过去之后，扔下琼花扬长而去。

我们又走过了很多地方、见到了当年的赤卫队长，他带我们走到了苏区的列宁广场。那儿有一个不大的土台子，下面是很宽大的广场。他介绍说，在这儿开群众大会，搞活动，都特别热闹，人会很多：红军、赤卫队员、儿童团员、男女老少的群众……我们还看到，就在不远处，有几棵不知名的树，高大挺拔，树干灰白醒目，没有叶子，树枝上开着大大的红花，很像是新战士入伍时戴在胸前的大红花，实在是耀眼好看。我好奇地问这是什么树？老赤卫队长告诉我说：这是木棉树。那时琼崖纵队的战士，个个英勇无比，人们崇敬、纪念他们，就把这树改叫英雄树了。

就是受到列宁广场的启发，马运洪设计的第二场的布景就是，开阔的舞台，舞台后侧靠天幕前有一个从左到右的平台，平台上有三棵耸立的英雄树，两棵在左侧，树上悬挂红旗，一棵在右侧。舞台上有很多群众拿着标语或小旗舞蹈着，在音乐声中，大幕拉开，苏区特别明亮，热烈的气氛与一场的夜色形成强烈对比，马上赢得观众热烈的掌声，在这场出现娘子军操练舞、赤卫队员的五寸刀舞、大群舞等等，用以展现苏区的环境以及人们的精神面貌，也为琼花的到来、参军，做好了铺垫。因为是我负责编导的段落，因此对这几场也记忆最深。其中无论是舞美设计，还是编导构思，都是在深入生活之后，才丰富了我的想象，启发了我的灵感。

特别值得提到的是，我们探访了当年“娘子军连”的老战士，见到了当年的女子军特务连第二任连长冯增敏。听她们讲述当年的战斗生活。她们打的仗很多，大约平均十天就能打一仗。她们自豪地说：有一次伏击战，还活捉了乐会县“剿共”总指挥陈贵苑，还曾火烧炮楼、活捉民团大队长冯朝天。她们打起仗来特别勇猛，没有一个怕死的。连14岁的小战士小娥受了伤也不肯下火线。后来，我们才知道小娥11岁时，父亲亡故，她顶债到地主家，碰到了一个小姐姐，两人一起找到部队、参军。她勇敢、灵活的形象深印在我们的脑海里，在编舞时，就增加了小娥这个小战士的形象，她出现在二场的练兵、五场的战斗中。

我还见到了现任的公社妇女主任黄玉金，也是一位老战士。她曾是地主家的丫头，因受不了地主的折磨而逃跑，地主放恶狗将她追回，地主婆将滚烫的粥泼在她的身上，还叫她头顶一大盆水跪在地上。另外，我还生平第一次见到了恶霸地主家的水牢。那是一个阴暗的小房子，池子里面是水，水中立一根柱子，受罚的人站在水里，手被捆在柱子上。还看到展出的各种刑具……这些都让我毛骨悚然。接着，我们在参加的诉苦大会上，听着老大娘泣不成声地哭诉、群众激动地喊口号……这一切都感动着我，这些活生生的人物和场面都印在脑海里，各种感情的积淀对我后来编舞起到了重要作用。如一场琼花的舞蹈形象、二场琼花参军时加进了诉苦的舞蹈场景，使舞剧更加感人。听李承祥说：给上海的纺织女工演这场时，很多女工都哭了，乐池里的演奏员受女工们的感染，也哭起来了。

我们还向当地群众学了一些民间舞素材。最有意思的是有一次学舞，教舞的老乡脚下跳的是跑跳步和一种我们叫俄罗斯“小绳”的舞步。我当时就猜想，时任中央戏剧学院院长李伯钊同志（杨尚昆同志的夫人）是老红军，她上世纪30年代从苏联回来，曾到苏区教过苏联舞，是不是从那时流传到这里，还有人记得一些动作。后来，我在编二场大群舞时，多少用了一些这方面的动作，这样就更有时代特点。

深入生活的这一个半月中，我们这个集体，特别是我们这三个编导，围绕着舞剧的改编，边走、边看、边听、边交流，互相启发。这样，等回到海口没几天，大家就顺利地完成了舞剧脚本的任务。由李承祥整理好，和吴祖强一起，于三月中旬回到北京，向领导汇报。我们一行九人，到当地部队当兵，锻炼了半个月。

4月初回到北京，剧本已被领导通过。我们三个编导分工，我负责序、一、二场。王希贤负责三、五场，李承祥负责四、六场。之后，我们各自进行分头准备。仔细地结构每场的情节。对音乐的要求，写出音乐长度表，为同作曲合作做好准备。

我们都认可“音乐是舞蹈的灵魂”，音乐的好特别重要。幸运的是：赵沨院长同时又是音乐学院的院长，他很重视音乐。4月，由吴祖强牵头，音乐学院又派来了杜鸣心和刚毕业的高材生王燕樵、施万春、戴宏威等五位作曲。他们也分工，与我们分头合作。并且与我们合作得非常好，我们对他们写的音乐非常满意。

四月中下旬，我们开始进入编舞的阶段。赵沨院长又提出要求：你们要注意，排出的人物不要像公主、王子，不要和古典芭蕾一样。为了慎重，你们每人先编排一段，看看风格、人物形象有没有问题。

我先排的一场是椰林“琼花逃跑”。王希贤排的是三场在南府中的“黎族少女舞”。李承祥排的是四场苏区“快乐的女战士”。结果，赵沨院长对音乐、舞蹈都很满意。

我们继续往下编排。大约在7月20日左右，共三个月的时间，我们三个人都完成了自己分工的场次。全剧钢琴联排成功。我们都很高兴。

值得一提的是，赵沨院长又适时地提出：“要多听听意见。”于是，又安排了一次钢琴联排。同时，他请来了林默涵副部长、周巍峙局长，还有我特别佩服的话剧界的大导演、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吴雪院长，还有舞蹈界的老舞蹈家们。特别还请来了军队的领导和战士。赵沨院长请他们看完舞剧之后，“要多提意见，不要客气，要横挑鼻子竖挑眼”。

吴雪院长在看完舞剧以后说：“你这个序幕倒是表现出了被压迫的场面、气氛，但你的表现形式很像我们话剧中的哑剧。我看，还是要有芭蕾舞才好。”吴雪院长的批评马上提醒了我，当我修改以后，效果好多了。

部队的同志提出，“像娘子，不像军”。还有一些关于战斗场面等等的看法，另有一些同志也都提了一些意见……

在这以后，演员下连队当兵锻炼，创作人员留下来，做修改的准备工作。

演员从部队回来以后，热情地向我们介绍了他们在部队怎么样训练与体会……李承祥将二场的娘子军舞进行了修改，再加上演员军人气质的提高，和全剧其他地方的加工修改，全剧进入细排，并与乐队合作，再全剧联排时，真的又提高了一步。

1964年9月26日，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天桥剧场首演。周总理来了，他看完演出，非常高兴地说：“你们做得比我预想的前进了一步。我要把《红色娘子军》作为国庆招待外宾的节目。”

记得是9月29日，下午，我们在人民大会堂的小礼堂走台时，我看到邓颖超同志一个人从侧门进来，在观众席坐下，我走过去，她看到我，一边摇手一边说：“不要影响排练。我就是利用休息时间过来看一下，坐坐就走，你们忙你们的吧！”我现在想起当时的场景，同时就感受到周总理对我们的关心。

10月8日，毛主席观看了《红色娘子军》，说：“革命是成功的，方向是对头的，艺术上也是好的。”这是对我们的肯定与赞扬。

回忆到这里，我想到，领导实在是太高明、太好了。既能及时指出正确方向、提出要求，又很关心大家很民主。还想到我们全体创作人员，作曲、舞美及编导团结一致、发挥集体智慧，每个创作者也都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做出了成绩，那真是幸福地生活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我真的感到我很幸运，能参与到这个创作集体，共同完成了我国第一部自己的革命题材的芭蕾舞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