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是天才之作，优美与壮美完美结合的悲剧中的悲剧，是宇宙之大著述”，王国维曾如是评论《红楼梦》。《红楼梦》一经出世便与整个中华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近年来，有志于中国民族文化弘扬与发展的艺术工作者们围绕《红楼梦》展开诸多创作，颇有些“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的架势。

笔者近日有幸受南京民族乐团邀请，观看了由江苏大剧院出品、南京民族乐团联合出品、黎星工作室联合制作，南京民族乐团、广东现代舞团参演的民族舞剧《红楼梦》的演出。在整个观演过程中，由文学、舞蹈、音乐、舞美、灯光、多媒体影像等多维度联动表达和共同营造出的红楼大观世界，深深打动了笔者。

舞剧《红楼梦》的叙事延用了书中章回体的形式，在一百二十回的内容中挑出十二个戏剧性强、张力大、逻辑连贯的篇章，进行了编排演出，分别为“入府”“幻境”“含酸”“省亲”“游园”“葬花”“元宵”“丢玉”“冲喜”“团圆”“花葬”和“归彼大荒”。这十二个章节数也暗合了金陵十二钗的人数，体现着导演组“处处有细节，章章有特点”的追求与匠心。同时，导演组的追求绝非仅仅将红楼故事平铺直叙地呈现，更多的是通过舞蹈编排、舞美设计、多媒体运用等手段挖掘红楼人物中人性的深度、人物的宽度、人情的温度与生命的高度。像“幻境”“省亲”“游园”“元宵”等章节的编排，不仅是对太虚幻境、元春省亲、刘姥姥进大观园等名场面的刻画，更像是对布莱希特“间离效果”理论的实践，而非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验派”的戏剧表达，给了观众对角色和表达更多的遐想和讨论空间。

作为新一代导演中佼佼者的黎星和李超在作品中极大发挥了内含“新”与“心”结合的创造力，“他们走散了就是走散了，但我太喜欢这群姑娘了，也太喜欢宝玉了，我想送给他们一次‘团圆’的机会”，对于加入“团圆”一段，黎星如是说。从“团圆”到“花葬”再到“归彼大荒”，全剧最后这三段是争议最大但也是笔者真正被震撼的三个章节。在这三段中，传统的中式审美消失了，舞台机械全部“露出”了，演员的精致服装没了，头发散了，动作刚猛了，但人物却立起来了！十二位女子不再为“钗”，不再是“角色”，而是十二个活生生的女人，十二个鲜活灵动的人物，十二个不屈顽强的向上生命。她们由盛开到荒芜再到重生的过程，体现出导演深层次的哲学思考能力，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两位导演的“野心”与艺术天分。由此笔者认为，假以时日，随着艺术能力、创作经验、人生体验、文化沉淀更为提升，两位青年导演的未来艺术之路值得更多的期待。

值得赞赏的还有《红楼梦》的舞美，呈现在舞台上层叠帷幔的推进又逐渐退去的巧妙设计深深吸引住了笔者，纵观整场演出，台上对帷幔、纱帘、灯光、多种舞美材料的精巧使用，大大拓展了舞台层次。这些材料或硬或软、或实或虚，丰富了创作的可能性，让舞美设计有了灵性。演出中对于舞台纵深与舞台密度的精细调度分配则彰显了导演与舞美设计团队极强的创新能力与舞台驾驭能力。这部作品的舞美设计带给观众以强烈感受，是艺术创作中最为重要和难得的品质。

作为音乐创作者，笔者对舞剧《红楼梦》的音乐抱有极大的期待，观演时也进行了更为仔细的聆赏。纵观整部配乐，国乐、国韵、国风，是舞剧《红楼梦》音乐的根和魂。我国民族音乐的发展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然而，我们今天所称谓的“民族管弦乐”的概念及其建制却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由老一辈音乐家提出、创立的“新形式”。这个形式，主要参考并借鉴了欧洲管弦乐队的建制和逻辑。新形式提出了新要求，带来了中国民族乐器的改良与革新，带来了中国音乐创作的新尝试，带来了音乐与国家、民族、社会关切的新链接。从这个形式创立至今的几十年时间，涌现了一些能够做到主题、内容、形式、风格、技巧、语言与审美达到相当契合的优秀作品，也有一些最终证明不那么成功的“失败”作品。无论成功与失败，几十年间大量作曲家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探索，为我们今天继续发展民族器乐创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这是我们终将实现民族音乐世界化这一伟大目标的重要基础。

基于这样的经验，作曲家赵博使用了“双乐队”的设计，将民族管弦与西洋管弦两个整编制的乐队同步融合呈现。受制于乐池规模及演出成本等条件限制，作曲家将西洋管弦乐队以预先录制的形式与现场民族管弦乐队融合。虽然有些遗憾，但将两个整编制乐队同步融合呈现的探索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样的融合，使笔者第一次有机会“同步”对比西洋管弦乐队与民族管弦乐队的特性及优劣。笔者欣喜地发现，民族乐器及其语言对于人性细腻处、情绪微妙处、风格转换处、意蕴深长处的把握和发挥，不仅不劣于任何其他乐器，简直有无可比拟的独特优势。“幻境”中的飘渺音色，“游园”中的谐谑幽默，“葬花”中的哀婉凄悲，“冲喜”中的阴阳两隔，如果不是民族打击乐器、琵琶、二胡、唢呐，实在想不出用什么更为恰当的乐器和音乐语言来表达。可以说，民族音乐确实好！

有一位作曲家近来提到，中国与音乐有关的传统艺术品类里，民乐是最为善于学习他人（国），借鉴他类，不断自我革新并始终与时代同频共振的艺术形式之一。对于这样的观点，笔者深以为然，并认为这正是民乐在近年来始终处于发展中，能够拥有广阔未来前景的重要内在原因之一。对于民族乐器组合如何发展进化，行业中有多种声音，实践中有不同尝试，但是与西洋管弦乐器更为紧密融合发展，起码通过舞剧《红楼梦》的音乐创作，被证实为可行。在整部舞剧音乐中，有单独管弦乐队篇章，亦有单独的民族管弦乐队篇章，但更多的是双方的同奏共融。在这同奏共融过程中，西洋弦乐队弥补了民族弦乐队中“群感”的缺失，而弹拨组的加入又补充了西洋乐队中点状音色的匮乏，竹笛组使得中西木质乐器组“锐度”激增，铜管声部也使得民族管弦乐队的“腰杆硬了”。在这样的大胆实践、大幅融合下的新乐队，为传统民族管弦乐队编制带来了有力补充，为中国音乐创作和民族管弦乐队发展带来了全新可能。可以说，中西方乐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融合建制确实行！

担纲舞剧《红楼梦》现场演奏的南京民族乐团，是本次演出的重大亮点与重要发现。南京民族乐团创建于1986年，至今已有35年的发展历程，在以往绝大多数时间里，乐团一直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现实困难，但就在这样与困难长期伴随的条件下，乐团在几位骨干团员与热爱民族音乐、热爱南京文化的演奏家们及相关热心人士的坚持与不懈奔走努力中，整个乐团非但没有气馁、走样，反而催生并锻炼出了特有的坚韧与不息的生命力，迸发出了南京民族乐团宝贵而震撼人心的拼搏精神。南京民族乐团的坚持与努力终于得到了很大的肯定与支持，在南京市委、市政府大力支持与统筹下，“厅团合一”“市区共建”的新举措为南京民族乐团的飞跃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南京模式”呼之欲出。在舞剧《红楼梦》的多场演出中，乐团在指挥家戴音的带领下发挥出了对旋律、音准与节奏的精准把控能力，战胜了现场演奏与录音同步不得失误的困难，体现出了对多种音乐风格与语言深刻的理解与处理能力。同时，乐团深受南京城市悠久历史与文化的滋养，在音乐气质与内核上继承了金陵古都之风，又不失江南丝竹之韵，在当今中国民族管弦乐团中，南京民族乐团气质鲜明、能力卓越，期待各界给予这个乐团更大关注与更多支持，使得南京民族乐团能够更好地为中国未来国乐发展贡献力量。可以说，南京民族乐团确实行！

舞剧《红楼梦》在现已完成的巡演中已收获大量赞美与关注，不负作为导演的黎星、李超多年来对民族舞剧的潜心钻研与勠力实践。黎星在本剧中饰演贾宝玉，再次展现了他曾在《沙湾往事》《丝绸之路》《花木兰》《青衣》等舞剧作品中呈现给观众的超强演绎能力，也正是因为他作为舞者的丰富经历为他今朝向导演身份转化铺垫出更宽广、更扎实的路。

与此同时，由南京民族乐团音乐总监、舞剧《红楼梦》音乐顾问张列、作曲家赵博、指挥家戴音以及南京民族乐团共同倾力打造出极其出彩的音乐表现，充分体现着民族音乐创作的今朝，给观众带来了巨大惊喜，给民族音乐发展带来了更多想象空间。民族音乐的发展需要有这样充满朝气、富有凝聚力、不忘初心并敢于探索突破的个人与团体携手并肩，共同掀起国乐新热潮。

《红楼梦》于今天再次翻热，既让我们欣喜，也令我们沉思。在打造经典、创作精品的路上，我们需要做的还很多。红楼一梦醒天下，好的作品能让不同的心灵相识，不同的人生相遇，不同的理念相知。而少一些浮躁，多一些沉淀；少一些浅表，多一些深刻；少一些谄媚，多一些思索；少一些逐利，多一些担当，是创作者应当秉持的初心与追求。借此机会，真诚希望中国新时代文艺创作能涌现出更多内容扎实、内涵丰富、经得起人民与时代检验的力作。

（作者系中国交响乐团创作中心青年作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