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绛自古人杰地灵，商贾发达，文化繁荣，是我国著名的“民间艺术之乡”。绛州鼓乐在历代民众的集体传承、积累和创新中，经历了起源于先秦、发展于唐宋、兴盛于明清、创新于今的发展历程。

源起先秦

目前，国内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鼓是1980年在襄汾县陶寺龙山文化遗址（与新绛县接壤）甲种墓葬出土的鼍鼓、木鼓、土鼓，它们均为新石器时代遗物，距今四五千年。

《礼记·明堂位》记载：“夏后氏足鼓”。“土鼓、蒉桴、苇龠、伊耆氏之乐也。”

此外，《大夏》有了鼓在其中，作为一种主要击节乐器出现在歌舞中。

在春秋时期，有“秦筝晋鼓”之说。“晋鼓”一词见于《国语·吴语》中：“十旌一将军，载常建鼓……注：日月为常。鼓，晋鼓也。”《周礼》：“将军执晋鼓。建，谓为楹而树之。”

晋鼓不仅是建鼓的别称，也是对晋国鼓乐的泛称，时已名闻天下，一是晋国一度称霸天下，“晋楚之富不可及也”；二是晋国著名乐师师旷力主“闻鼓声者而悦之”，得到晋悼公和晋平公的颁行之后，晋国鼓乐雀起蜚然，即与“秦筝”齐名。

山西文物管理所侯马工作站于1997年在新绛县柳泉村的墓葬中发掘出战国初期的钮钟、甬钟各6件，又据“晋国新田”遗址，东周墓葬群一墓出土的编钟，邻近的曲沃县曲村遗址晋侯邦父墓出土的西周晚期编钟等这些都印证了早在先秦时期或者更早一些年月，新绛县一带的钟鼓之乐已形成。

唐宋发展

秦始皇统一天下，结束了奴隶制社会，中国进入封建社会，历经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和隋，到唐代出现了一代盛世，带来民族文化发展的全新时期。李唐王朝在山西发迹，太原一度曾是北都，而新绛县时为州治，与东京洛阳和西京长安相距甚近，又是邻近东西两京的“李唐之雄州”，也是北都晋阳通往东西两京的主要官道，水陆两通。

秦王李世民曾屯兵绛州战略要地柏壁，一举平定刘武周，收复失地，巩固了唐王朝的统治。他在得胜还朝途中，军中作《秦王破阵乐》以迎。《资治通鉴》记载“朕昔受威专征，民间遂有此曲”。《秦王破阵乐》起初是“擂大鼓”，“杂以龟兹之乐，声震百里，动荡山谷”，后来改为雅乐，成了燕乐大作，是李世民在位时的国乐。现今，新绛不但有“擂鼓台”存在，还有《小秦王乱点兵》《唐王出城》的锣鼓曲牌流行。

从秦汉到唐宋的1000多年间，民族大迁徙、大融合，杂居中原，经济文化频繁交流。塞外吹管乐、响器、胡音沙锣和西域鼓、铜钹的大量传入，使绛州鼓乐得以长足发展并逐步完善。后来宋代村落百戏和社火的兴起，绛州鼓乐更加成熟，衍生出了锣鼓杂戏。

1981年11月，山西考古所侯马工作站在新绛的汾北吕梁山麓发现一座金墓，墓内仅在南壁有33块乐舞砖雕，其中有击鼓俑、拍板俑，鼓有大鼓、羯鼓、腰鼓，东西两壁也各砌有击锣俑的砖雕，后来在北苏村也发掘出金墓社火砖雕，并发现了如今日的带座堂鼓，近年还发现了北王马、南范庄金代墓葬击俑砖雕，这些击俑砖雕，正是宋代绛州鼓乐的基本缩影和真实写照。

明清兴盛

明清时期中国处于相对统一安定的局面，城镇商业繁荣。春祈秋报在新绛县日益繁盛，绛州鼓乐出现了兴盛期。重修于明嘉靖二年的东岳稷益庙现存五楹舞庭（戏台），正殿四壁绘有以农耕为题材的大型壁画，其中也有朝圣祭祀的鼓乐图。

《新绛县志》上记载：“每逢赛社之期，必演剧数日，扮演各种故事。如锣鼓、拐子、闹台、台格（阁）之类，形形色色，令观者有应接不暇之势”。新绛民众尚鼓，凡是迎神，必赛社鼓。“岁时社稷，亦古者报赛之道，然人民变本加厉，每当报赛时，往往扮演各种故事，形态百出，男女聚观。”庙会在新绛县不论战乱灾荒年代，还是平安丰收岁月，直到日本入侵强行拆毁修筑炮楼，从未间断，遭战乱灾荒时祈求长治久安，五谷丰登；遇平安丰收时，祈求家和事兴、人寿年丰。

创新于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许多在日本入侵时被迫中断的庙会变作物资交流大会，闹社火，唱大戏依旧。20世纪80年代，许多解体的锣鼓队重新恢复起来。它不仅是当地民间社火中的主要项目，也是祭祀、庆典、婚嫁和庙会活动中的主要表现手段，积累了《小秦王乱点兵》《叽呱啦》《老虎瞌牙》等300余首曲牌。

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所经历的一次巨大变革，对传统经济基础、传统生产模式、传统思想意识，传统文化形态带来了强大的冲击，同时也为绛州鼓乐提供了发展的历史空间。近年来，出现了绛州鼓乐团等一批优秀的鼓乐团，他们博采众长，在原有曲牌的基础上，不断提升演奏技巧，创作了《秦王点兵》《滚核桃》等优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