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季平，享誉世界的中国当代作曲家，曾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他的创作几乎涉及了各个音乐领域，他创作的民族管弦乐、协奏曲、歌剧、舞剧、交响乐等，享誉国际；他为电影《黄土地》、《红高粱》、《活着》、《霸王别姬》，电视剧《水浒传》、《大宅门》、《三国》等创作的影视配乐，更是家喻户晓。他堪称中国乐坛一代宗师。

赵季平的音乐创作，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强烈的民族性。这位被誉为“最具东方色彩和中国风格的作曲家”，将一腔质朴情怀融入音符，用乐谱倾诉着他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这份“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艺术气质究竟从何而来，又何以在艺术创作中精炼到如此境界？在初冬的北京，赵季平接受了本刊记者的独家专访，并给出了答案。

民族民间音乐滋养真正的中国作品

记者：您曾说过自己最初的理想是成为一名西洋作曲家，但后来却在民族音乐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这种转变的原因是什么？

赵季平：1970年，我从西安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毕业分配的工作单位是陕西戏曲剧院秦腔团，这和我真正意义上的作曲家理想有相当大的落差，所以我心里是有很多情绪的。我父亲当时正在西安泾阳县云阳镇下放，母亲让我下乡去看看父亲，我赶到镇上追到棉花地里见到了父亲。父亲听闻我大学毕业分配的消息很高兴，连叫好。我父亲说，“到秦腔团工作是一个学习民族民间音乐的好机会，中国戏曲音乐是民族民间音乐的根。你在学校学的都是西洋的作曲技法，要真正写出来中国的作品，你必须要到中国民族音乐中去好好学习，要补这一课！”

正是得益于父亲的及时点拨和教导，在秦腔团的工作中，我开始用大量时间深入民间了解秦腔、眉户、碗碗腔，了解它们的板路曲牌形式、唱腔结构、锣鼓特点等等，并与其他剧种如京剧、豫剧、晋剧、川剧等作比较，寻找它们不同的特点。当年和我从音乐学院一同分配去的十多个同学待不住，先后都走了，但我在秦腔团一猛子扎进去就待了21年，这意味着我人生最美好的年华都是在这个团体里向民族民间音乐学习。后来我的音乐创作，都和这段经历有直接的关系。

记者：您父亲赵望云先生是最早一批把目光投向普罗大众和他们劳动生活的中国现代画家，并开创了长安画派，您却并未子承父业，而是选择了音乐道路。父亲对您的艺术创作有哪些启蒙和影响？

赵季平：我父亲非常喜欢听戏，而且跟许多演员关系很好。我记得那时候，京剧表演艺术家尚小云差不多每个星期天都到我们家来，我跟他家三子尚长荣在一块儿玩，都是称兄道弟的。在这样的环境中耳濡目染，我对这些传统音乐就非常熟悉了。从遗传学的角度看，父亲没有把美术基因传给我，却把音乐基因传给了我。也许，我就是命中注定要搞音乐，对音乐就是很着迷。我敬重父亲，每当站在他的身边专注地看他作画时，我的心里都会产生隐约的音乐线条，这是一种神奇而美妙的感觉，这感觉随着父亲笔墨的变化和线条的流动而强烈触动着我。在父亲的画案旁，鬼使神差地让我坚定了当作曲家的决心。

父亲其实对我们子女择业没有强行要求，他让孩子们想干什么就选择什么，选择了之后自己就得努力。他对我们的要求，就是事业有钻研、做人要善良。1972年，他曾给我画了一本册页，封面上写的是“生活是艺术的源泉”。我们的家风在艺术上走的就是面向生活、反映生活、弘扬民族文化的道路。父亲搞美术，我搞音乐，虽然我们父子俩从事的艺术种类不同，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按照我父亲的艺术思想进行音乐创作。我这一代是按照我父亲的艺术主张走过来的，我也始终是以同样的主张教导自己的儿子，我还把父亲当年送我的册页传给了他。

用优秀传统文化

和音乐讲好中国故事

记者：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曾说过，“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您对这句话是怎样理解的？

赵季平：两年多前，我作为陕西的文艺工作者代表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至今仍然感到格外亲切。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就是艺术家要到生活中去，要对自己传统的优秀文化有深入的研究和学习。

我们陕西的老一辈艺术家对“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历来就保持着优良传统。我父亲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置身于生活的最基层，把艺术创作的焦点放在人民大众的需求中。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那些鲜活的艺术作品依然闪烁着不朽的光芒。“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艺术创作之本，我在这条路上依然坚实地走着，而我们的下一代也在这条道路上不断攀登着。

我的儿子、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文工团青年作曲家赵麟，不只一次对我说，“深入生活的创作与坐在家里冥思空想的创作可谓天壤之别，深入生活、洞察生活的创作是血肉相连的，有真情的冲动，坐在家里冥思空想的创作是无本之木，是被动的音符堆砌。”他的真实体会让我感到无比欣慰，因为我看到了“家风”在年轻一代的精神世界中延续着、传承着，更加欣慰的是习总书记所倡导的“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在年轻的艺术工作者中蔚然成风。

记者：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及“文化自信”。作为践行中国文化的领军人物，您认为应当怎样提升“文化自信”？

赵季平：从内心来讲，我们对中国民族的东西是敬畏的，也是热爱的，这说到底其实就是一种文化自信。然而现在好多人文化不自信，尤其大专院校的孩子们，他们对中国的民族音乐甚至不屑一顾。我一到西安音乐学院任院长后就和他们说，“搞作曲的必须到民间去！去向民族民间音乐学习，去向民族优秀的传统顶礼膜拜！”

所以，习总书记提出来的文化自信太重要了！没有这个自信怎么能写好自己的东西？当然，外国的技术也要学，即使到现在我也还在不断地学习，优秀的外国音乐我都会听，而且还要找到曲谱仔细研究。但是研究这些技法是为了要汲取精华、使其变成自己的东西，要用中国的母语讲出来，这样大家才能接受。比如，悉尼交响乐团曾委约我写一部琵琶协奏曲，我用的是苏州的评弹音乐。这部曲目在悉尼首演后大受欢迎，紧接着美国和欧洲的交响乐团都来签约邀请这部曲目演出。可以说，我自己在音乐这条路上走的是到生活中去、接地气的道路，我希望用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传统音乐向世界讲好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故事。

当代中国音乐创作百花齐放

记者：作为较早享誉全球的中国作曲家代表，您如何评价当前中国音乐在世界的影响力？

赵季平：中国音乐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涌现了许多优秀的演奏家，像马友友、李云迪，也有许多优秀的作曲家，比如谭盾。可以说，经历了几代人的努力，目前在世界重要交响乐团能演奏创作曲目的中国音乐家还是有一些的。但是，我们在这方面还要继续努力。比如，全球最好的演奏乐团——柏林爱乐交响乐团，迄今为止演奏过的中国作曲家作品还是只有我的交响叙事诗《霸王别姬》和交响音乐《太阳鸟》。

如今，中国的当代音乐还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状态。中国的作曲家也在积极向世界发声，在创作领域努力开拓发展。

记者：您和香港乐坛有过哪些交流？如何评价香港音乐的发展？

赵季平：2014年5月6日，我在尖沙咀文化中心举办过专场音乐会。我的好朋友马友友先生，2016年9月刚刚在香港演奏完我儿子赵麟专门为他创作的协奏曲《度》。

香港的交响乐团和中乐团都相当棒，尤其香港中乐团在全球中乐领域都是最好的，我和香港中乐团的艺术总监阎惠昌先生也是好朋友。我认为，香港的音乐发展整体不错，香港音乐的实力还是很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