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新宁是作曲家，作品曾获13项国家级奖项、200余项省级奖项；他也是指挥家，曾跟中央音乐学院民族乐团、台湾新竹乐团等乐团合作；他还是教育家，任山东大学、山西大学等高校的客座教授……

〖核心提示〗

省城解放路奶生堂21号，有几栋外墙白色的小楼。靠近路边的这一栋6层，阳光从向南的大窗户里直射进来，填满了整个屋子。酱红色窗帘一束束被扎在窗前，一架钢琴摆在入门的右手边。左手是一排书柜，横横竖竖落满了各种各样的卡带和书籍。有一列排满了大大小小的红色证书，衬得旁边一树绿植更是盈盈滴翠。一张大大的工作台，在壁柱前横过，弓着身子，是一个漂亮的弧形。弧形的尾部，一列角架上整整齐齐落着作曲纸和小册子，工作台上很整洁，一组音响，一盏台灯，一筒笔。

这是我省著名作曲家兼指挥家任新宁的书房。大部分时候，他都在这间大约40平方米的房间里进行创作。其作品曾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奖”、文化部群星奖、电视飞天奖等13项国家级奖项、200余项省级奖项；他与中央音乐学院民族乐团、台湾新竹乐团、广东民族乐团等优秀乐团合作过；他还受聘于山东大学、山西大学等高校任客座教授。他从事艺术研究、音乐创作、艺术教育、作曲指挥及各类型晚会的策划。

14岁少年的音乐梦

4月上旬的一个上午，任新宁在沙发前坐定，先与我聊了几位共同认识的河曲友人。河曲是民歌之乡，那些友人们几乎人人都能唱几首漂亮的曲子。这些人让他不自觉地回想起了故乡和往事，在正式讲到少年时光之前，他已经忍不住轻声唱了一两个片段。他神气清朗，现在、过去的苦涩，已经被光影魔术手磨平，隐约生出一种美感。讲述于是就从一个小镇少年的梦开始。

任新宁无法回答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音乐的。从小他就被家乡的民歌、戏曲、还有“二人台”耳濡目染着，他喜爱它们。而和很多艺术家的经历气质相符合的是，任新宁也没能够拥有完美的少年时光。1964年，母亲去世，4年后，父亲被打成反革命。这一年，他12岁，小学刚刚毕业，被剥夺了上初中的权利，开始下地劳动。

河曲人的血液里，都奔流着一种对音乐的热爱，身上也都长着艺术细胞。下地劳动、休息的时候，总有人说，喊上两嗓子吧。于是会有几人身影磊落大方地相继站起来，或编或学或吟或吼唱上几曲。这些旋律，就牢牢地印刻在了任新宁的记忆中。

除了学会唱民歌戏曲，任新宁就这样还靠耳朵和眼睛学会了拉胡琴。现在学这一门乐器，总还得请老师调弦，讲弓法指法。那时候人人都没这么“矫情”，日常听得多，再看兄长叔伯们拉琴耍弄，加之天然而有的悟性，结果上手就成。村子里有文艺宣传队，每隔一段时间就有文艺汇演，下工之后，人们就聚在这样的“俱乐部”里吹拉弹唱。这对于失学的任新宁来说，绝对是一个巨大的安慰，至少在这样的聚会中，少年的脸上会长出一点笑容。

时间久了，找一个猪尿泡，绷在琴筒上，扯一根榆树枝作轴，篾条作弓弦，没有马尾，就到饲养院拽骡子的尾巴，做成一把自己的琴。手上的功夫，就是这样简简陋陋地练出来的。

有一年冬天，夜里11点钟，呼一口气，就在眼前散漫成一阵微薄的雾。这一夜，村里有一场戏，戏演的什么，都远远地盖在了岁月的尘土之下。当少年从河面上那一架小桥上走过来的时候，岸边一根顶着高音喇叭的电线杆开始歌唱。那曲子，是王国潼老师的作品，名曰《怀乡曲》。少年在14岁的夜里，高仰着头，驻足听完了整首曲子，瑟瑟发抖，却不能挪动脚步。如今，40多年过去，我问他，那时候你在想什么？他说，我在想，我如果能这样演奏，就好了。

数位恩师的提携之手

14岁的任新宁，渴望音乐可以成为他未来从事的职业。也许从那个夜晚开始，也许更早一些。

受父亲的影响，除了不能继续学业之外，任新宁还得扛起家中的重任，即便是努力劳动，一个少年的肩膀，仍然显得十分孱弱。对于任新宁而言，走出去的念头，是那么迫切。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只有考出去。但是，以他的背景，简直就是奢望。想进文艺宣传队，考县剧团，均被拒之门外。可就在这时，命运伸出一只手掌，扶了他一把。

1970年夏天，忻州艺校要招收一批专业过关的文艺学员。忻州文工团、剧团的老师纷纷下到各地乡镇学校寻找有潜力的学生。因为喜爱音乐，技术又好，在村里已然小有名气，完小老师第一个就想到了任新宁。于是，他被叫到小学，昏头昏脑拉了一首《北京有个金太阳》，并没啥指望。直到半年后，通知下来，要他去河曲县城复试，任新宁才意识到，人生的转机来了。复试在一个招待所里进行，这一次，除了拉曲子之外，他还唱了一首《众手浇开幸福花》。选拔是严苛的，10天之后，通过复试的任新宁去忻州艺校三试，成功过关。这一年，在一位正直的长者以党籍担保的状况下，任新宁收到了政审合格证。但是试用仍然没有结束，一年后，学校又对所有学员进行了新一轮的考核，刷下去三分之一的学生，专业优秀的任新宁又一次留了下来，真正成为了忻州艺校的学生。

从此，开始有更多的手伸出来，扶住了任新宁成为音乐人的梦想。

在忻州艺校，刘澍民老师在思想上深深地影响了这个青年。这位刘老师，是山西大学数学系的高材生，读到大二，被学校选派留苏，于是转去俄语系，两年后，中俄关系紧张，留苏一事搁浅，又回到数学系。即便这样，在第一次考试中，仍然力拔头筹。毕业后，也因为出身问题，被发落到忻州艺校教音乐。

这是怎样的老师啊。在忻州艺校的4年，他像他的父亲、朋友。他给他传达了许多新理念，拓宽了他的眼界。对于任新宁而言，他未必是一个好的专业老师，但是他却是他人生中的第一位精神导师。忻州艺校毕业之后，任新宁被分配到北路梆子剧团，演奏板胡、二胡。1977年恢复高考，刘澍民老师对他说，你去考试。考上大学是正经要做的事。原本，这也是任新宁忐忑而渴望的，在刘老师的鼓励之下，他开始准备，每天睡3个小时，瘦了7公斤，终于在1978年，考上了山西大学艺术系，师从黄普洛学习乐器演奏和音乐理论。

刘澍民的帮扶之手，并没停止，在自己生活负担很重的情况下，也不忘尽量接济弟子的生活。而在大学中读书的任新宁，又一次赢得了恩师黄普洛的喜爱。近40年之后，这位86岁的老先生在与笔者的通话中，仍然中气十足地夸赞自己的学生。他说：“我虽不是山西人，我的学生也不多，但是这几个学生让我的教学有了价值。任新宁念书那会儿，乐感很好，又有戏曲底子、文学修养，更重要的是，他人品很不错，又十分努力……”

在山西大学念了一年，他又一个人到北京去，找到中国音乐学院的刘明源大师，学习乐器演奏。刘明源是著名的作曲演奏大师。在他的影响下，任新宁开始系统地学习作曲。1980年，他住在北京东城区新街口的一个工厂车间里。那是一位朋友帮他找到的住处，睡觉时就地搭一个板子。为了省钱，夏天炎热，冬天寒冷，无论手指被汗水浸湿，还是被冷气冻僵，他都坚持练琴谱曲。刘明源老师住在月坛北街，和新街口大调角。每周他都坚持去上课，听老师讲技法讲理论，用粉连纸抄乐谱。那一年，他只花了60元的学费。到现在，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任新宁，对于这些老师们，始终怀揣着一份无以回报的情感。

梦想和实践的美好循环

因为始终是一个有梦想，而又始终是坚持梦想的人，任新宁的音乐之路，走得很宽。

1982年大学毕业后，任新宁在忻州戏剧研究所工作了许多年，这段工作经历，对于他后来的戏曲音乐创作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出于对音乐的无限热爱，20世纪90年代后，已经当了多年原平市文化局副局长、文化中心主任兼文化馆馆长的任新宁，接着回到忻州艺校做起了教务主任、校长助理，2003年作为“人才引进”调入山西省戏剧职业学院工作。

大型民族交响乐《华夏之根》由任新宁一手排练，并于2004年9月13日为世界文化论坛首演执棒、为2006年的山西新年音乐会执棒并获得中国音乐最高奖“金唱片奖”。《山西四大梆子交响演唱会》任新宁担任主要的作曲、配器、指挥和艺术总监，此次活动云集全省十几个院团200多人，2006年在北大百年讲堂和全国政协礼堂隆重演出，轰动京城，在山西演出又享誉三晋，后来更成为央视戏曲频道经常播出的保留节目。2010年他又策划、配器、指挥了“上党梆子名家张爱珍演唱会”，演唱会于2012年赴台湾演出，轰动宝岛。

因为是门外汉，所以在此之前，笔者对任新宁老师的成就所知有限，但是我看到过那摆满证书的书架，所以很直观。名誉和成就，似乎可以证明一个人有多成功，但是，我在任新宁身上看到的成功，并不仅仅卡在名誉与成就的模子里。

任老师是一个优秀的作曲指挥家。在业内，他的声誉众所周知。他的专精，也有目共睹。他的勤奋，更早已成为习惯。即便是现在，他仍能够在40天内写下几十万音符，除了午间两小时的短暂休息，每天从早晨6点工作到夜里两点。

而在此之上，他最终把自己回归到一位老师的身份上来。在忻州艺校时，他就不断培养有潜力的艺术人才。到省戏校之后，更是不敢懈怠。他说：“我们山西有着丰厚的音乐资源，也有许多优秀的音乐人才……我认为学校要做的就是‘教书育人’，我一向教导学生要想学好艺，首先做好人。我个人特别反对‘同行是冤家’这种说法，真正的大师是相互学习并且能够成为挚友的。我也教育学生们不要‘眼高手低’，而是‘眼高手更高’。”

他除了在专业上指导学生之外，还尽己所能地帮助困难学生。任新宁免费给他们上课，帮他们寻找工作机会，鼓励他们奋发上进。任新宁身上有很多美好的影子，他的手掌，曾经被许多温暖的手掌拉住，他现在正用那一双浸染了许多人温暖的手，扶住一个又一个新的梦想。

“我希望，这是一种不断的循环。”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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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新宁微档案

任新宁，中国戏剧文学学会理事，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常务理事，山西民族管弦乐学会副会长，山西合唱联盟副主席，著名作曲家、指挥家，国家一级作曲，山西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作品曾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奖”，文化部群星奖，电视飞天奖等13项国家级奖项，200余项省级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