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讲话精神的鼓舞下，山西省大同市歌舞剧院全体演职人员战胜疫情带来的种种困难，利用有限的时间和有限的经费，创作排演了一出反映我国古代北魏鲜卑民族拓跋王朝同汉族女政治家冯燕之间恩怨情仇的剧目，受到我省各级领导和戏剧界专家、学者以及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

近年来，反映中国历史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作品很多，大同的剧作者过去就曾经多次把这段历史搬上舞台。比如上世纪九十年代创作演出的《宏图大业》、《鲜卑骄子》，前两年由大同市北路梆子剧种传习中心演出的《平城赋》、太原市话剧团根据同一题材演出的话剧《北魏风飏》、山西省京剧院的《文明太后》等等，讲述的都是以冯太后和孝文帝为主的北魏时期的故事。据说，前几年在电视上很火的连续剧《锦绣未央》同样是根据这段历史背景编写的，可见北魏的历史在当今观众的心目中是很有影响的。冯太后年轻时本名冯燕，在历史上虽说很有争议，但是她辅佐北魏孝文帝实行的“太和改制”是名垂千古的。特别是在冯太后垂帘听政的那些年代，使北魏的社会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北魏政权的建立并进入鼎盛时期，既得益于民族混战带来的机遇，同时也归功于冯太后等一批有远见的政治家对其政权的结构改革。北魏成立初期，政权并不是十分的稳固，经常面临着其他民族特别是具有数千年历史文化的汉族人民的敌视与巨大挑战。幸亏鲜卑族的早期统治者把都城由草原搬到接近中原的平城，最终迁都洛阳之后，在冯太后和魏孝文帝的坚持下，经过对大魏王朝进行的一系列吸收中原文化和并入汉族的改革，才使得其他民族，包括汉族，在心理上承认了他们的正统地位，从而消除敌视，增进互信，造就了民族大融合、大团结的大好局面，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促进了社会的发展，成为后来结束混乱的“五胡乱华”及南北朝，最终由隋朝统一中国的政治催化剂。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都发生在平城，就是今天的山西大同，创作这样的作品也就属于山西地域历史文化的一部分了。

由大同市歌舞剧院创作演出的歌舞剧《北魏长歌》同过去已经有的北魏冯太后的戏剧故事不同，他们另辟蹊径，没有在观众已经熟悉的冯太后政治改革方面展开故事，而是紧紧抓住如何废除鲜卑族“杀母立子”这一野蛮陈规为主要情节，向观众展示了一位忠于爱情、不畏强暴而又热爱和平、追求幸福生活的汉家女子的美好形象。这样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桥段正好适合歌舞剧的演出和艺术展现的需要。如果再进一步修改的话，该剧应该是向更为适合这个题材需要的音乐剧靠近了。当然，音乐剧有更加舞台艺术化的要求，现在的演出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该剧中冯燕的形象和主要人物北魏太子拓跋濬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太子拓跋濬由于从小看到自己的亲生母亲在“杀母立子”的陋习规则下死去，心中充满了杀机和仇恨。当自己的爷爷大魏皇帝拓跋焘为了培养他的狼性，也让他杀掉汉人爱妻冯燕时，他竟然向自己的亲爷爷举起利剑。这时冯燕深明大义，制止了丈夫的鲁莽举动，用善心、爱心感化拓跋濬，用中原文化中的孝悌精神，割除了鲜卑文化中的野蛮因素，树立了中原文化中的文明理念，用自己不畏牺牲、不畏强暴的热血，铸就了民族团结和社会发展的牢固基石。可以想象，正是有了冯燕这种儒家的相互爱睦，和平相处的理念，才使得冯燕成为太后之后，带领大魏王朝走向先进文化和社会进步的契机，因此后人也称冯太后为“文明太后”。

按照真实历史的记载，冯燕并没有生育过孩子，所以她也不会出现亲生的儿子被立为太子后，自己必须死去的状况。虽说有些剧目里曾出现过冯燕把妃子生下的孩子据为己有，而将其母亲赐死的情况，但这是“另一个”艺术典型的冯燕，同《北魏长歌》里的冯燕是完全不同的艺术形象。在这出戏里，编导把这样血淋淋的情景直接放在冯燕身上，本身就充满了戏剧性。在艺术创作中，不能把真实的历史完全照搬到艺术的舞台上，编剧这样安排是根据艺术创作的需要而进行的虚构，因此也是容许的，既所谓“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上世纪六十年代著名导演黄佐临先生曾经在戏剧界的“广州会议”上提出，“希望人们丰富戏剧表现、戏剧方法，而不是仅仅只有一种写实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做为艺术作品，就应该根据塑造人物的需要，进行大胆的、不一般的艺术虚构，才能使作品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从而更加吸引观众，达到新的更高的艺术水平。

该剧的编剧钱晓天、解眉，总导演陈蔚，执行导演和舞蹈编导欧阳丹，可以说是国家级的一流创作团队。在艺术呈现上，剧目编导者大胆的运用全新的创作理念，打破了我们传统的用情节展示故事的方法，运用戏剧舞台场面来完善人物性格，把戏曲的写意与外来表现主义的艺术手法有机的结合起来，给观众留下了耳目一新的全新感觉。全剧分三幕五场加一个尾声，从戏剧结构来说是很完整的。按照歌舞剧的要求，剧中既有主要人物的咏叹调，也有对唱、二重唱和集体的合唱。加上各种场面的独舞和集体的群舞，在精美的舞美设计和丰富的舞台设置、灯光变幻下，给观众留下了目不暇接的热烈场景和动人心弦的情景，是一种视觉上的享受。但是，经过仔细观看，我们可以发现，编导并没有仅仅在连贯的情节上吸引观众。比如第一幕只有一场，地点在“皇宫正殿”，场面就是拓跋濬被立太子刺黥和眼见母亲被赐死的场面。这段情节完全是由场面告诉观众的，因为接下来的第二幕第一场是“皇家围场”，距离上一幕已经过去了五年，表现的是成年后的拓跋濬射伤了一只怀孕的白鹿，并且第一次遇到了冯燕，同前一场并没有有机的直接联系，而是展现冯燕提出的“为君者应止于仁，为子者当止于孝”的中原文化理念，用怀孕白鹿的获救表现了她的善良、慈悲的品格，同时也引出了两人之间的爱慕之心。在两人相互倾述爱慕之心的对唱中，舞台又发生变化。场景从山野自然过渡到了第二场的“东宫”内景。这场戏里，悬挂的拨浪鼓表明冯燕已经怀孕。这些场景的自然过渡避免了人物的叙事，可以把所有的唱词都安排给人物去抒情。而这些场面变化不也正是观众所喜欢看到的吗？第三幕第一场“野外军营”干脆就是用两队士兵的队列表现了战场的厮杀和得胜后的欢欣鼓舞。简洁、明快，可谓“利刀斩乱麻”。按照传统的戏剧表现手法，不就是要告诉观众大魏皇帝拓跋焘带领军队打了胜仗吗？如此的队列处理就完全够了，同样达到了这个效果。后面拓跋焘的戏就可以完全围绕如何培养自己的接班人，使太子成为一匹象自己一样的“狼”而展开了。其实我们地方戏曲也完全可以这样处理战争场面，不一定非要一群几乎一模一样“翻跟头把式”跑来跑去，表现战争的激烈程度了。从欣赏层次上说，善于思考的当今观众更注意的应该是人物思想上的内在变化，而不仅仅停留在外露的功夫表演上。

当然，就目前该剧的演出效果看，应该可以得到更加完美的艺术效果。比如，最后处理拓跋焘为了使孙子拓跋濬成为象自己一样的“狼”，降旨杀掉已经成为太子之母的冯燕，拓跋濬不仅不愿意杀掉自己的爱妻，反倒剑指自己的祖父。冯燕不计前嫌，挡在丈夫的剑前，护卫衰老的拓跋焘。如果这个场面改为拓跋焘心中大喜，孙子竟然敢杀爷爷不正是“狼性”的表现吗？他觉得自己的目的达到了，所以哈哈大笑。比现在让他垂头丧气的在拓跋濬的安排下养老要好，能使人物的个性和思想脉络更加突出，更富有戏剧性。

总之，歌舞剧《北魏长歌》无论从思想内容到艺术表现等各方面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是近年来我省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希望大同市歌舞剧院的演职人员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把这出表现北魏风云人物的剧目打造的更加完美，使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山西特别是对大同云冈石窟艺术的期望得到更加认真、完美的落实。

（作者系戏剧评论家、原山西省戏剧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