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山西省大同市歌舞剧院演出的歌舞剧《北魏长歌》参加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该剧着重突出云冈石窟开凿的文化内涵，紧紧围绕中国古代北魏王朝执政者——少数民族鲜卑族的传统陋习“立子杀母”是否存废为全剧核心事件、唯一事件，通过这一历史问题、历史糟粕的历史转折，上演了一部具有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思想价值和时代意义的精彩演出，再现了北魏民族融合、改革创新的重要历史和宝贵的精神财富，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广博的包容性。

2020年5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山西大同云冈石窟考察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情况时强调，“云冈石窟是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好云冈石窟，不仅具有中国意义，还具有世界意义。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让旅游成为人们感悟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过程”。文物是不会说话的，不能把文物简单地视为文化的全部，云冈石窟的石刻固然精彩，但更值得耐我们寻味思考的是其背后的历史文化。只有把文物背后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时代价值深刻阐述，才能真正呈现我们的文化形象，完整认识文物，理解历史，真正做到坚定文化自信。云冈石窟就是在北魏开放融合、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背景下成就的艺术精品，如果没有开放融合、文明互鉴的思想，就不会有今天所看到的有着罗马廊柱、希腊雕塑、印度文化和中华文明相融相汇的云冈石窟。中华文化是多元一体的，而在以往的文艺作品中，我们都过多强调了它的一体，而对中华文化的多元展现得不够，《北魏长歌》即展现了多元和一体的转换、融合、相汇。

《北魏长歌》切入北魏改革、融合、开放的历史背景，选取了围绕“立子杀母”这一鲜卑族反人性的传统、与中原文明和人类共通的道德伦理两者间的抗争、抉择，最终糟粕被文明取代，残酷被人性而感化，这正是历史的抉择，也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在历史中发展、进步的缩影。

全剧以巧妙顺畅的戏剧架构，紧扣核心事件，层层递进，具有代表性的展现了北魏时期的这种文化改变。全剧第一场即展示了拓跋濬的亲生母亲因“立子杀母”而死去。紧接着，拓跋濬的内心独白可谓深情控诉了这一传统罪恶、和他本人无可奈何的痛苦。第二场是拓跋濬与冯燕相遇的场景，对白鹿的怜悯更加突出了拓跋濬和众多人一样的向善本质。第三场是该剧的重点，也是戏剧矛盾与冲突的集中场次，拓跋焘要立冯燕之子为继承人，按照“立子杀母”的传统希望让拓跋濬杀死自己的妻子冯燕，以此激发拓跋濬的狼性气概，以盼他能够更好守护北魏的统治。而拓跋濬对这种作法深恶痛绝，坚决不肯。拓跋焘便让拓跋濬选择，让拓跋濬或自杀，或杀冯燕，陷其于两难之地。在拓跋濬拔剑指向拓跋焘之时，冯燕舍命阻拦。三人由于历史的局限性，陷在了一种“不是你死，便是我亡”的冲突当中，三个不同的角色即是代表了不同的势力、不同的文化。最终，拓跋濬没有陷在这种纠葛之中，而是将这种泯灭人伦的传统予以废除，通过云冈石窟的开凿化解各方矛盾，成为北魏在政治改革、民族融合过程中的一项重大改变和象征。

全剧重点塑造了拓跋濬、冯燕两个人物形象。冯燕既能感知到因为“立子杀母”逝去生命的拓跋濬之母的悲惨遭遇，又能感受到拓跋濬的痛苦和无奈，同时，她感同身地深陷其中，感受到自己的命运即将被这种传统而左右，这一弊病如果继续保留，将会对后世产生无法估量的影响与伤害。而她，深深地影响了拓跋濬，拓跋濬正是在冯燕的影响下，最终成为这一弊病的破除者，没有成为一个铁石心肠、泯灭人伦的“野兽”，最终成为了北魏休养生息、亲民减负、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的改革者、政治家。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中华民族早就懂得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道理，借鉴优秀文明成果，使其成为发展进步中的不竭动力，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足够的自信为这样的优良传统感到骄傲自豪，有责任将其发扬光大，与时俱进地融入到我们的各项工作当中，使其散发出永恒魅力。

《北魏长歌》是一部借史鉴今，照亮未来的艺术作品。它既展现了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的多元多样、宝贵精神，又展现了在经历文明交流互鉴、一体融合之后的历史进步，即整个中华民族的文明就是各个民族不断交流、融合所产生的，中华民族从古至今始终都是朝着更加和善、文明的方向不断接力，一脉相承，具有博大的文化胸怀，以此构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万邦协和的大同世界，成为民族文化血脉中的宝贵精神遗产，这为我们当下增强文化自信、增进民族团结、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很好的艺术表达，起到了有益的价值引领作用。

（作者系山西戏剧网执行董事、总编辑，青年戏剧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