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围绕这些重要的时间节点，我国红色题材杂技剧迎来了创作高峰和品质的整体提升，涌现出一批力求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佳品力作。其中，以渡江战役为题材的《渡江侦察记》（2018年）、表现上海解放战役的《战上海》（2019年）、再现南京长江大桥建设过程的《桥》（2021年）等红色题材献礼杂技剧尤具代表性。具体而言，《渡江侦察记》代表了新时代红色题材杂技剧艺术探索的新变和先声，《战上海》标示出中国杂技剧创作的艺术新高度，《桥》通过对工业题材的崭新叙事，拓展了杂技剧的艺术创作空间。在这些优秀杂技剧的示范带动下，随着对杂技的新的文艺历史维度之认识和文艺观念之阐释，杂技不断提升着在主流文艺理论领域地位的同时，中国杂技院团由几只头雁轮流领飞的雁行阵型也正在发生深刻改变，呈现出众水分流、群星闪耀、多元并存的新发展格局。

红色题材杂技剧的时代价值

刚刚过去的这一百年，是开天辟地而又波澜壮阔的一百年，是亘古未有而又不可复制的一百年。这是离我们最近的历史，也是离杂技工作者最近的一个富矿。如何发挥杂技语汇与红色题材天然契合的优势，加载红色资源，赋予红色题材艺术品质，是杂技界一个全新的时代课题。杂技剧《桥》《战上海》《渡江侦察记》的成功，就是在不断进行观念变革和路径探索中，发起了“现实主义冲击波”，实现了新时代语境下的艺术突破，彰示了杂技剧宽阔的创作空间和无限的可能性。

对“与时代同步伐”要求的踏实践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与时代同步伐”。认识时代的精神气质，展现时代的精神风貌，引领时代的精神建构，是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时代责任和创作实践的逻辑起点。

杂技剧《桥》《战上海》《渡江侦察记》是深远的价值追求和精巧的艺术手法的结晶，是编表导、服化道和视听科技等各方面高水准的综合呈现，其典型的时代质感和艺术美感形成了很强的感染力和震撼力。主创团队并不是在复述红色历史，而是致力于挖掘红色历史中为当代人所关注的现实点与情感点。在剧情设置上将国家与民族等非虚构性的历史叙述、革命（建设）与爱情等虚构性的艺术想象完美融合在一起；在表现手法上将独特的杂技语汇与舞蹈、戏剧、电影等艺术元素杂糅为超越传统的戏剧新形态；在剧场语言上运用音乐音响、视觉影像等最新舞台技术，给观众构筑全新的观演空间和视听感受；在风格意境上，既有史诗式的宏大叙事风格，又“以小衬大”，用“小人物”壮怀激烈的人生选择去阐述“大时代”的“大情怀”。正是沿着正确的创作方向，出色地阐释了红色基因的时代价值，才能收获观众热情的积极评价。因为观众和时代才是最终的裁判者，历史将严格筛选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

为杂技剧“技剧关系”的时代之争提供解决方案

2004年杂技剧《天鹅湖》的诞生，标志着杂技剧的正式发轫。伴随着杂技剧的勃兴，中国杂技的格局为之一变，有了向前一步海阔天空的意味。

与此同时，杂技剧创作普遍面临着“技”与“剧”冲突时的取舍问题，这种“技”与“剧”谁为谁服务、谁主谁次、孰轻孰重的困惑，实质是没有厘清表现手段与表达目的二者的关系。近年来，以《桥》《战上海》《渡江侦察记》等为代表的杂技剧似乎摆脱了这种困惑，“杂技剧首先是‘剧’，其次才是‘杂技剧’”，但杂技本体的辨识度不能被冲淡或淹没，已经成为共识。

从戏剧性而言，这三部剧在叙事形态、叙事模式、叙事单元的共同策略是用叙事逻辑来打破杂技节目的自有体系。因此，我们看到了故事、题旨、结构、（身体）语言等戏剧元素的完整体系、戏剧悬念与高潮的精心设置、典型形象的动人刻画、人物情怀的感人呈现，以及在现实主义的历史真实之上，综合表现主义、象征主义等多种手段所传达出的历史观、艺术观和对生活的理解。从技巧性而言，三部剧的技巧均服务于剧中人物的真实性、情节的逻辑性和叙述的连贯性而被拆解、取舍、重组，但依然秉持着技巧是杂技本体的核心观念，在突破御人御物表演潜能的方向上精进，带给观众属于杂技艺术特有的视觉冲击和心灵震撼。

以创新的时代精神匡正杂技舞台的同质化积弊

杂技舞台的同质化问题由来已久、饱受诟病，但问题的出现有其历史的、自身的原因。可喜的是，随着杂技界品牌建设意识的增强，“人无我有，人有我精；无新不出台，无精不参赛”等理念成为共识。如果把“人无我有”形容为独创性，那么“人有我精”就是独特性。独创最为不易，也理应收获最高的评价。但在杂技演员身体潜能已被开发至临近极限的当下，能努力形成作品的独特性殊为不易。

这三部剧可谓兼具独创性、独特性，从技巧、道具、造型到戏剧呈现，处处有创新之举，实现了“一戏一品格”的艺术追求，成为杂技界创作能力和驾驭能力越来越成熟、文化内涵和戏剧品格越来越鲜明的生动范例。其中， 《桥》作为首部工业题材杂技剧，更是无成例可援，可以说是今年最令杂技界“喜出望外”的收获之一，也将启发杂技界更多地关注当代中国的现实生活，更好地呈现有广度、深度和多样性的时代特质。

推动杂技剧剧种本体建设的时代新课题

以往，杂技界主要关注的是杂技艺术本体，对杂技剧剧种本体的研究着力太少。相较于其他剧种而言，杂技剧确实还比较年轻，整体来看剧种意识还是模糊的、不自觉的。剧种本体建设是个长期发展的动态过程，只有当代表性的艺术坐标体系建立起来，形成成熟的体制、规范以及艺术形态与舞台想象的共识，杂技剧剧种本体建设才能成为可能。在此基础上，曾经形式即技巧大于内容、与思想与价值呈现有所隔阂的杂技将变身为“文以载道”的艺术。虽然现象与结论之间会有一定的时滞，但全社会终将用新的标尺和角度来考量和评价杂技，直至在一般艺术理论或美学原理的层面上被视为与其他艺术门类并驾齐驱的一个基本艺术门类。

成功的新创剧目并不会以剧种建设为主要动力或目的，但是却能直接带动剧种艺术本体建设。杂技剧《桥》《战上海》《渡江侦察记》等红色题材杂技剧的相继诞生，集中了杂技剧创作方面的优秀人才和大手笔的资金投入，在舞台有当代美学的极致呈现，反映出杂技剧界一种“守正创新”的创作自觉，即沿着“技艺并举”的道路开拓进取，重视在剧种本体上进行挖掘、凝炼、丰富。

回过头从杂技剧的发展脉络来看，我们会欣慰地发现曾经有过的静默的探索，都在为剧种本体生命意识、自我要求的生发积蓄能量；曾经有过的不那么成功的实践，都化为了剧种本体向内的反思、调整和变革。

红色题材杂技剧的艺术路径

创造红色经典是文艺界的美好愿景，也是杂技工作者共同的艺术使命。就杂技剧而言，虽然杂技语汇与红色题材有榫卯合契的一面，但创造红色经典却绝非易事，更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长期的艺术准备、厚积薄发的结果。我们探究优秀红色题材杂技剧的艺术路径，就是对成功现象进行本质性、规律性思考，进而推动杂技剧创作的时代进程和本体发展。

剧本是一切戏剧活动的根本出发点

所谓剧本，乃一剧之本，是导演和演员二次创作的出发点。剧作的成功离不开坚实的剧本基础。随着杂技剧作者创作视野与创作思路的不断拓宽，在题材、叙事领域各个向度上的广泛开掘成为一些创作的突出表现。特别是近年来杂技剧创作中现实主义的高蹈和追求经典化，既是收获也是特征。

杂技剧《战上海》《渡江侦察记》均属于改编经典电影作品的创新实践，且称其为“电影的舞台化”，其巧妙之处在于能让观演双方借由对原作本身的熟稔结合杂技舞台的二度创作，产生既熟悉又新鲜的观演反应，成就一加一大于二的美学体验。即便如此，编创团队依然在原创性上下足了功夫，努力把新的历史人物、新的历史故事打捞岀来，赋予老故事以新的面貌和看点。

杂技剧《桥》则是杂技舞台全然崭新的尝试，实现了多维度的创新与突破。

首先，就工业题材选择而言，杂技剧《桥》带着勃勃生气卓然问世，不仅填补了杂技舞台这一题材的历史空白，更给工业题材类型艺术创作贡献了新的佳作，其文艺史价值也值得关注。其次，《桥》通过艰辛而扎实的前期准备，寻找到散落在浩瀚历史间隙中的人物故事，表现几位最普通的年轻人在建设“争气桥”过程中人格心灵的成长史，引发了观众强烈的情感共鸣和联想。桥梁建设加恋爱的双线叙事结构交织前进，通过“生产事件”与“个人生活”的复调化处理，实现了史诗化的“大格局”与普通民众“生活气”的圆融统一。

杂技本体的创新发展是优秀杂技剧的重要创作基础

杂技剧身兼杂技与戏剧的双重舞台任务，重“技”轻“剧”会失去剧的味道，重“剧”轻“技”会伤害杂技的本体。只有坚持以技为本、技艺并举，杂技在情境化、剧作化道路上才能越走越开阔。

这三部杂技剧在戏剧的完成度上可圈可点，在杂技本体的创新发展上也是成绩斐然。《渡江侦察记》中的“帆”、《战上海》中的“绳梯”、《桥》中的“沉井架”等都是新创的杂技节目形态，既妥帖地契合了情节铺展的逻辑性，又实现了杂技形式的创新式发展，成为优秀杂技剧的重要创作基础。《桥》中男主角卫光荣突破身体极限完成深潜焊接任务的一幕，通过魔术悬宕技术演绎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大片感，制造出极具冲击力的戏剧悬念。

创新式发展之外，杂技艺术的创造性转化也随处可见。如《渡江侦察记》中尾声画面最终定格在一枚五星形状的“勋章”上，是化用了杂技空中造型“中国结”而来。《战上海》为了体现旧上海风情，让女演员穿着探戈舞裙、高跟鞋爬杆，原有的手法和节奏被全然改变，给观众耳目一新的审美感受。“跳板”“扯旗”“梅花桩”“蹦床”等技巧的运用也恰到好处、妙不可言。

此外，以上剧作中为服务于戏剧逻辑和结构，对院团已有的成熟的乃至堪称艺术坐标的杂技节目的勇毅拆解、取舍、重组已经得心应手，密密匝匝、不胜枚举。

导演的创作能量决定杂技剧艺术品质的上限

正如专家所言，“杂技是超常的艺术，是所有艺术中最难以捉摸和概括的”。这给杂技剧《桥》《战上海》《渡江侦察记》的导演团队带来了现实的难题，即非杂技专业的导演艺术的“进与退”问题。这种“进与退”的把握非常微妙，稍有不慎则会在剧作形式结构各层面顾此失彼、进退失据。可喜的是，导演团队的创作能量惊艳了杂技界，并体现出对杂技本体的精髓与精神的真诚尊重，以及对杂技剧创作的特殊要求的深度理解。

《桥》借助环境、服装、音乐、道具、表演等元素，将工人的属性特征艺术化，给新中国的建设者们以充满欢愉和亮色的群像书写。为凸显工业题材的厚重感，剧中的道具极大地强化了杂技本体的特性。如“斜坡梯蹬人”借助机械化道具在行进中表演；表现大桥合龙的大型高空节目，一块桥板即重达2吨，演员在无保险绳状态下进行高空攀跃、翻腾对接，视觉效果十分震撼。

《战上海》最受称道的是剧作尾声对主题的升华，演员用身体的柔韧和力量雕塑出一座英雄的“丰碑”，象征和平的白鸽翩翩而至，既表达了对革命先辈的礼赞，又预示着美好的未来，堪称“神来之笔”。今年，该剧再次芟除繁芜、砍削枝蔓，愈发结构精巧、神完气足。

演员的创造潜力是杂技剧创作的重要开拓方向

想要把剧立起来，关键还是要聚焦在舞台的表演上。杂技剧《桥》《战上海》《渡江侦察记》涌现出以王怀甫、晏丽、沈思思、许春瑞、达璐、雍永波等为代表的一批优秀演员。为了杂技剧的“一主到底”，他们承担着技巧展示与立体叙事的双重艺术任务，在杂技演员“高龄”之年要承载很多全新技术，没有非凡的挑战自我、重塑自我的能力是不可能实现的。事实证明，这批演员除了自身掌握了新的高难杂技技巧，还通过赋予剧作角色鲜明的饱满度，彰显了不俗的戏剧化表演水平。他们丰富的表演经历、扎实的业务能力、深度解读角色的能力，延长了他们的舞台艺术生命，也使他们成为新时代青年杂技艺术家的优质范本。

当然，总体上中国杂技演员综合表演能力的进步空间还很大，如何发掘演员的创造潜力将是杂技剧创作的重要开拓方向。

杂技剧创新的三个路径

艺术路径之外，笔者认为杂技剧的创新还有一些着力点，值得思考。

一是在文学性的基础上加大戏剧化深度探索。“创新是文艺的生命”，杂技是“没有边疆的世界”，更应该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特别要吸收戏剧的文学性，正是突破性地重视文学，让杂技剧本有了内涵、有了情感，更有了观念。

目前，杂技剧创作模式以鲜明的线性结构方式为主，剧情往往有着连续的因果闭环，常以某个目标为动因，最后以目标的达成为结局。随着创作观念的不断突破，可以进行开放式结构、多线交织、多景并置、信息延宕或压制、立体人物的多面性、正反面人物均衡叙事等戏剧化深度探索。经过系统戏剧化训练的演员，可以完成对剧本细节的个性化拿捏，甚至给自己找戏、补戏。目前，最乐见其成的是杂技剧演员能完成台词的性格化表演。

二是电影艺术应成为下一个重点学习对象。杂技剧目化的时代发展趋势使得剧场的“现场性”得以凸显。我们必须研究如何与剧场观众主体即年轻观众审美趣味进行对应与接榫，向电影艺术学习将是舞台艺术的重要前进方向。

杂技剧《战上海》《渡江侦察记》均属于“电影的舞台化”，都获得了“既有意义又有意思”“既叫好又叫座”的艺术效果。《战上海》“暗巷逐斗”一幕中变奏型快慢镜头的呈现，《渡江侦察记》对侦察兵“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人物特性的塑造，《桥》“舍身救沉井”等场景全息投影技术的运用等，帮助观众建构起“全景—中景—近景—特写”式的电影镜头想象，使得剧目的内容与形式产生了新的辉映点。

三是加强对地方资源的挖掘和地域文化特质的呈现。重视地域性题材的创作，既是策略也是优势。杂技剧《战上海》的成功，正是具有鲜明上海地域特点和风格的海派杂技艺术的成功。高扬“党的诞生地”精神，讲好党的“初心”故事，海派杂技还有太多创作空间。《渡江侦察记》增加了“说书人”的角色来串引剧情，巧妙地融入了江南评话、评弹的艺术元素，为剧目增添了江南文化风韵。《桥》不仅重现了长江大桥建设历程，也守护了南京这座城市的文化记忆。 《芦苇青青菜花黄》（2020年）、《铁道英雄》（2020年）、《一双绣花鞋》（2021年）、《山上那片红杜鹃》（2021年）等新创杂技剧在地域性叙事方面也进行了可喜的艺术探索。

当每部剧目都有独特的自我创造，杂技剧种就会不断得以丰富、延展，杂技艺术的万千气象、无穷意味也就自在其中了。

（作者系中国杂协理论研究处三级调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