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治历史源远流长，长治戏曲闪耀光芒。

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上党落子作为上党戏曲中一颗闪亮的星，根植于这块热土之中，犹如枝繁叶茂的虬根老树，见证着岁月的沧桑变化，在历史发展的洪流中不断生长、拔节。

波澜汹涌的黄河之水赋予它粗犷豪放的基调；质朴淳厚的百姓生活给予它通俗易懂的特点；浓郁的乡土气息使观众倍感亲厚；高亢激越的行腔表达着人们丰沛的情感。

郭明娥，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四十多年来，舞台上，她是励精图治的齐桓公，深明大义的包夫人，倾心为民的申纪兰……在抑扬顿挫里演绎不同的人生；舞台下，她在上党落子剧团里燃烧着自己的一腔热情，为上党落子事业的传承与发展奔走呼吁，让戏曲瑰宝在这里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1957年10月，我出生在平顺县龙镇村。我的家庭是一个大家庭，兄妹众多。我的父亲在平顺县剧团工作，是名花脸演员。小时候，印象中父亲只要在家，总会拿着筷子敲着节拍，哼唱戏词。家里姑姑、姐姐也都会唱戏。从小耳濡目染，也让我自然而然地喜欢上唱戏这个行当。

16岁那年，一个好消息从县里传来，当时的平顺县一中文艺训练班要招收学生。这个消息令我十分兴奋，让我仿佛看到了理想在招手。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并且顺利通过了考试。这一年我离开了家，从此便走上了戏曲之路。

那个年代，平顺县举办过两次戏曲培训班，第一次是1968年随团培养学生；第二次是县办，也就是我参加考试的这次。这一次办班是在剧团人才严重缺乏、极度困难时期举办的。

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此话一点不假，进入文艺训练班，我们就开始了漫长而艰苦的训练日程。每天早上5点，我们就要去学校大礼堂后面喊嗓子，6点进礼堂训练压腿、踢腿、跑圆场、架子功。在腿功训练时，有的同学会疼痛难忍，经常能听到喊叫声。一般学戏曲都是从小学起，我16岁已算是“高龄”了，在训练班也是年纪最大的。基本功训练时，疼痛难耐，但我强大的毅力和执着，支撑着我坚持下来，这也为以后的戏曲之路打下了坚实的戏曲功底。

学艺期间的生活条件很艰苦，一个星期能喝一次汤面就算改善生活了，每天早上高粱面窝窝头每人两个，再加一碗玉米糊糊；中午小米饭；晚上和子饭。哪里能想到如今的生活这么幸福，吃穿用度样样不愁。

人生有许多个第一次，每个第一次都是战胜自己、自我成长的足迹。我十分清晰地记得演的第一出戏叫《扒瓜园》。18岁的我在戏中扮演一名瓜园老太太，为了能够“扮什么像什么”，我就在家里观察母亲的一举一动，一遍又一遍地模仿母亲的走路姿势。皇天不负有心人。当《扒瓜园》在平顺礼堂上演，我的圆场台步令下面的观众当场叫好。初次演出获得成功，也给了我莫大的鼓励和信心。

早期我们学的多是豫剧，实习演出两年多后，县领导提出：豫剧虽说好听，但毕竟不是我们自己的剧种。我们应该唱自己的戏，唱我们的上党落子。自此，我开始与上党落子结下不解之缘。

上党落子在上百年的传承中熠熠生辉。据统计，截至2003年，常上演的传统剧目有两百余个。1941年至1949年，先后组建的落戏职业剧团有长治胜利剧团、屯留绛河剧团、黎城黎明剧团等，排演了《血泪仇》《白毛女》《赤叶河》等剧目。

唱的是豫剧，要改唱上党落子，还要样板戏学着，现代小戏排着，这段时间是我们博取杂用的阶段。这样的教育，十分受益，我们移植排出了《红灯照》《小刀会》《杜鹃山》等剧目，在乡下演出颇受好评。

这期间，学校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平顺县一中这个文艺班，成立了平顺县戏曲青训班，后又并入平顺县落子剧团。我们一部分学员正式纳入了平顺县落子一团，一部分学员分到了平顺县落子二团。我被分入一团，从此告别了学员生涯，拉开了艺术人生的大幕。

1980年全省中青年演员调演，平顺落子剧团推荐我参加，参演剧目是传统戏《司马庄》中的一折《灵堂计》。为了演好包夫人，我去晋东南戏校拜访了蜚声上党的戏剧名家郝聘芝。

在此之前，上党落子因为一直在乡村演出，唱腔和表演以观众喜好为主，比较“野”“粗”。如何让这门艺术规范起来，高雅起来，一直是我思虑的问题。在经过郝聘芝的指点后，除了自己有大幅度提升，还对今后戏路如何走，有了新的想法。同时，我以《灵堂计》所扮演的包夫人获得了“山西省青年演员一等奖”。

成绩的取得是大家对我的肯定，但我始终记得：戏，是给老百姓唱的。还记得有一次，去壶关县岭东村演出，村民们为了能看好戏，自己借来篷布，平整场地，购置设施搭戏台。晚上又赶上停电，只好点着蜡烛在忽明忽暗的后台化好妆。等来了电，已经是晚上十点钟，大风刮得演员张不开口。但是看着村里乡亲们顶着大风来看演出，我们又怎么能辜负了大家的喜爱。整出戏下来，一招一式都不减，一举一动都没有马虎。听着乡亲们的喝彩声，心里无比的暖和。

在掌声和荣誉的鼓励鞭策下，我不断地练习，慢慢地丰富自己的舞台经验，增加艺术沉淀，逐步向成熟过渡。

1954年，“长治专区人民剧团一分团”“长治专区人民剧团二分团”相继组建。1959年，长治专区调整为“晋东南地区专员公署”，“长治专区人民剧团二分团”更名为“晋东南专区上党落子剧团”。1985年，“晋东南专区上党落子剧团”正式更名为“长治市上党落子剧团”。之后的五年，是剧团成立以来最为鼎盛的时期，也是剧目排练和演出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上党落子剧团各门类演员步入中年，经验丰富且演技成熟，演出市场也持续火爆。1991年底，为充实上党落子表演人才，我被调入上党落子剧团。在磨砺中成长，在历练中前行，也就是在这里，我拥有了角逐中国戏剧“梅花奖”的机会。

“梅花奖”，对于那时的我来说，既神秘又遥远，就像一座耸立的高峰。1994年，我很幸运地接到出演一部新编历史剧《血箭》一号人物“姜小白”的机会。这个角色是个文武兼备的小生，背负着重任，我开始全身心地投入排练。几个月时间，我瘦了20斤，剧中一个小动作，从排练到上演，我每天都要练几十遍。

1995年5月，我和同事们一同踏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首都人民剧场是这次的演出地，走进剧场就能感受到它的庄严、大气。想着要在这个舞台演唱上党落子，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演出第一场就是《血箭》，我还记得当时剧场座无虚席，表演时掌声不断，这给了我极大的信心和鼓励。

同年，中国戏剧第十三届梅花奖在河北石家庄举行颁奖仪式。我分别以《血箭》中所饰演的齐桓公（小生），《灵堂计》中的包夫人（青衣），《山情》中的山嫂（老旦），分跨三个行当，用传统戏、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三种样式成功塑造三个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一举摘取了第十三届“梅花奖”。拿到奖的那一刻，我激动得泪流满面。

1998年，我被任命为长治市上党落子剧团团长。此时，如何让上党落子变得更好，走得更远，成为时刻压在肩上的一副重担。从招兵买马引进人才，到对接市场自力更生；从老戏复排，到新剧目移植，一步步都行得艰难，但也走得坚定。

如今，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科学技术不断革新，戏曲舞台也产生了质的变化。从古老的一桌两椅，到现在的大制作、大屏幕，带给了人们不一样的感官体验。社会在进步，人们对精神文明的追求也日益迫切，而中国戏曲艺术浸润于数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厚积淀，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关注中国戏曲的发展，关注上党落子的发展，共同将这些“珍宝”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另一方面，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新时代，如何应对市场生存挑战，也是摆在我们戏曲人面前的命题。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对本地戏曲发展给予了大力支持，比如对优秀戏曲剧本创作予以支持；完善戏曲艺术表演团体青年表演人才培养机制等等。但“打铁还需自身硬”，更多的还是得靠我们一代代戏曲人自己的不懈努力。

眼下，我已经退休，四十多年的舞台生涯一晃而过，但上党落子已经深深地烙印在我的骨血里，割不断、舍不下。闲来无事也会去给身边热爱上党落子的朋友们唱一唱、教一教，只愿再听一听那熟悉的锣鼓一敲，梆梆梆地开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