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剧《十五贯》进京首演65周年 纪念朱国梁先生逝世60周年——

1956年元旦，重新整理改编的昆剧《十五贯》首次面向社会公演，唱词通俗、节奏明快、情节曲折、人物生动，出色的艺术效果和深刻的现实意义，使这出古老的昆曲剧目与观众产生了强烈共鸣。在观众要求下，新编《十五贯》不断加演，以至于创下在杭连演24场的纪录。

随后，《十五贯》进京，名动京华。5月18日，袁鹰起草的《人民日报》社论——《从“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谈起》，更将其推向了一个高潮。以《十五贯》的成功为契机，此后短短数年中，全国各地雨后春笋般成立了多个专业的昆剧院团，培育了一批又一批的昆剧新秀。45年后的2001年5月18日，昆曲入选世界“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是我国首个入选的项目。

而这一切的背后，始终有一个微笑的、却几乎辨认不清的身影。这个人，叫朱国梁。

朱国梁的人生经历，不要说他亲近的人知道的不多，就是连他自己，恐怕也有不少无解之谜：他的籍贯源自何方？他的生身父母是谁？究竟为何在襁褓之中就将他遗弃？

更令人遗憾的是，后来人们说到《十五贯》的人物创造，周传瑛的况钟和王传淞的娄阿鼠更为人津津乐道，而朱国梁与其扮演的过于执，却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而事实上，假如没有过于执形象的成功塑造，这部戏未必能够同时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达到脱胎换骨、历久弥新的高度。

让昆曲实现“月落重生灯再红”的那个人

1955年秋，朱国梁作为核心成员参与了传统昆剧《十五贯》的整理改编。1956年4月，浙江国风昆苏剧团转制为国营，更名为浙江昆苏剧团，进京演出一炮而红。1956年6月“昆曲《十五贯》整理经过的汇报——在全国剧目会议上的发言” 中称：新文艺工作者与老艺人的合作，是剧目成功的重要经验。而配合这条经验所举的唯一例证是：“如写过于执这个人物时，执笔者还没有深刻地理解主观主义而不准备让过于执多发表带有分析性的言论时，演员朱国梁就以长期的舞台实践中对过于执的理解，纠正了主观主义肤浅的看法。”

朱国梁仿佛生来就是要让昆曲实现“月落重生灯再红”的那个人：《十五贯》一举成名之后，不到五年，朱国梁便因病溘然长逝。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其出类拔萃的艺术创造，在组建“国风”、支持昆曲从崎岖小径走向康庄大道的过程中，他的呕心沥血，也渐渐为人所淡忘。

朱国梁可以说是一位集编剧、导演、表演、管理于一身的梨园奇才。他瘦弱的身躯，奇迹般地负荷起了昆剧、苏剧两个剧种沉重的命运，直至其生命终结。

1903年旧历七月的一天，朱国梁呱呱坠地之初便被弃置路隅。18岁时，其养父朱锦章去世，家遭火灾，他不得不离开家乡宁波镇海，到上海谋生，身上只有一元二角银币，无处投亲，只能沦为小贩。

为了生存，朱国梁进入光裕社学唱苏州弹词，师从张柏生学唱“前滩”（苏剧前身），又随郑少赓（苏滩前辈林步青的传人）学唱“后滩”，习艺转益多师，为朱国梁后来的艺术人生提供了不竭的养分。

朱国梁初入天韵楼搭苏滩王彩云班时负责击鼓，月收入不过四块钱。但有一天，他忽然自编一曲，获得了许多观众的欢迎，同时崭露出自编自演的独特才华。

1927年，在朱国梁即将展露出艺术创作的巨大能量之前，张柏生就将掌上明珠张彩娟（艺名张凤云）许配给了他，可见接班传承的深意。彼时朱国梁或许还不知，他将用一生的颠沛操劳来回报老岳父的这一份知遇之恩。

1928年，苏滩名家范少山英年早逝。至此，海道三大名丑（林步青、范少山、郑少赓）已全部物化。《申报》预言：在“少山故后”，朱国梁“将一鸣惊人矣”。1929年4月8日，朱国梁的名字第一次与张凤云、张兰亭和张凤霞并列，在《申报》同一版上另打出承接堂会的广告。张兰亭是张凤云次兄张顺发的艺名，他擅长为苏滩伴奏；张凤霞则是张凤云最小妹妹张彩芝的艺名，时年仅15岁（张凤霞30岁后，为激励自己像京剧名旦孙淑娴一样有所成就，将艺名改为张娴）。从此，上海新添了一家后来与昆剧重生无法分割的“国风”苏滩社。而朱国梁也从这时起，与张家老小在生活上相依为命，艺术上精诚合作。

一个苏滩社，为什么要吸收昆曲艺人

作为创作者和表演者，朱国梁拥有超强的语言能力和文字能力。语言方面，朱的原籍宁波镇海方言较硬，可他却能准确运用中州韵演唱软柔的苏滩。朱国梁演唱的弹词，擅学马（如飞）调，以《玉夔龙》为“拿手书”，有人说他的嗓音活肖弹词名家沈俭安，在电台播音时，甚至达到了“朱冠沈戴”的效果。

朱国梁的创作能力也很强，他演唱的弹词开篇、苏滩（包括前滩风格的幕表戏、剧本戏和后滩新赋）多是由他本人所写，此外，他还在百忙之中为报刊杂志撰写杂文与剧评。

朱国梁不仅对社会现实有着高度的敏感，还能巧妙利用新媒介、以各种方式传播苏滩。他定档在电台播音演唱，据说，当天的报上有什么新闻，他晚上在电台即可用赋唱出。他演唱的时事新赋《新女界现形记》《伸张女权赋》《预防霍乱歌》《哭孙中山》《狗恋爱》等，从标题上就能看出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时效性。再加上他的表演，被人总结为“词句之间，言外有言，嬉笑怒骂，兼而有之……尤其是他那一副道学先生般的尊容，种种幽默的面部表情，益加衬托出了他全部艺术的冷静俏皮的妙处。”上述种种，一个演员终其一生倘能精于一项，已属不易，朱国梁竟然兼而有之，且几乎都是无师自通。

作为管理者，朱国梁在这一方面亦极有远见。国风社始终平均分配，不管主角配角、演多演少，甚至不演的人也同样能分得一份票房收入（朱国梁个人取两份，一份是他自己的劳动所得，一份则预留为剧团包括购置行头在内的扩大再生产资金）。这种分配方式，哪怕是在后来流离失所、冲州撞府，收入仅供糊口的情况下，也使国风社始终保持聚而不散的状态。

1934年，上海的申曲（原名本滩，即上海本地滩簧之意）歌剧公会改组为申曲歌剧研究会，苏滩界有识之士也奋起直追。1935年3月15日，上海市苏滩歌剧研究会成立，与会代表220余人。朱国梁以主席团成员身份报告开会宗旨，继而被选为常务理事（兼任组织科主任）。8月，苏滩歌剧研究会的会刊《艺言月刊》创刊号[1]面世，会刊登载了成立大会200多人的大合影，朱国梁是其中极少几个穿着西装的人。他的左侧，依次坐着张凤云、张艳云、张凤霞三姐妹。

这是朱国梁人生的高光时刻，从他的眼神中能看出一点踌躇满志，但同时重任在肩的意味。在对苏滩命运忧思的驱动之下，朱国梁（笔名铜龙馆主）担任了会刊《艺言》创刊号全部的编辑工作，积劳成疾，竟致口吐鲜血。他的健康状况，也从此走上了下坡路。

1936年秋，朱国梁开始在《金钢钻》报上发表为时将近一年的《野话》专栏，他在首篇这样写道：“在追求抗日救国这样的大理想下，一切个人的烦恼甚至不理智的自弃，都应该忽略不计。”1937年的农历元宵节，朱国梁和当时很多在上海演出的戏曲曲艺界朋友分别在《大公报》上海版发表了自己的新春希望，他所表达的内容和所有人都不一样：

我希望中国能实行废除旧历，我希望全上海市在新年里不听见牌声，我希望全国民众将爆竹钱省下了，捐给政府里买飞机，我希望新春里的支出，勿比平常时候增加，我希望抗日计划，勿推迟到五十年以外……

此时，尚未发生七七事变，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战火尚未点燃，而一个很随意就被公务人员认为只会唱淫词艳曲的艺人，却在九·一八之后就一直稳稳站在抗日的立场，不论自己经历着什么样的烦恼与艰难，都希望民众过上健康的现代化生活，把无谓的消费换成对国防事业的支持，希望看到民族富强独立。有着这样情怀的朱国梁，绝不只是一个略通文墨的普通艺人。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能够保留下昆剧传承火种的那个人，是朱国梁。从1936年起的十数年中，朱国梁带领的国风社不断吸纳走投无路的“传”字辈艺人：王传淞、沈传芹、赵传珺、周传瑛、刘传蘅、马传菁、沈传锟、包传铎、周传铮，以及笛师李荣圻、盔箱乔裕茂等。一个苏滩社，为什么要吸收昆曲艺人？或许可以从朱国梁《苏滩的现在——将来》一文（作于1935年）中找到答案。

从各文艺形式中吸收营养推动昆、苏融会一体

苏滩与昆剧源出一脉，忧心于苏滩前途的朱国梁，进而感叹当时唯一的昆班仙霓社在上海还“得不到地位”，但他坚信的是：“我说世界上没有一桩是没有挽救的，只要您肯下苦工，费脑筋，呕心血地去研究和改革，什么办法都好。”昆曲在他眼里是一座巨大的宝库，他号召全班学习昆剧表演，经济上以苏养昆，艺术上以昆养苏。同时，他努力突破苏滩的因循守旧，从各种故事内容中寻找题材，编写剧本，还从各种文艺形式中吸收营养，推动昆、苏融会一体。在他的感召下，国风原本的成员张兰亭、张艳云、龚祥甫、张凤云、张凤霞等也莫不全力配合。

1945年春，抗战胜利的前夜，由于朱国梁编唱了大量针砭时弊的“时事新赋”，受到敌伪的迫害，开始了流浪于江浙沪各个水陆码头的演出生活。此时国风社“七个演员分男女，独脚场面兼文武”，除了掌班人朱国梁外，只剩三个男演员龚祥甫、王传淞、周传瑛，三个女演员张艳云、张凤云和张娴，还有一个可以同时操控大锣、小锣、鼓、钹、胡琴五件乐器的独脚场面张兰亭。此去经年，八个人、一只箱、一条船，再无长物。为了国风的生存，朱国梁亲手编创了几百个路头戏、幕表戏，剧本戏，题材遍及古今中外，惨淡经营。

1951年9月，国风接到通知，赴嘉兴专区参加职业剧团大会演，国风以周传瑛、朱国梁新排的昆苏合奏大戏《光荣之家》参演，内容是南宋百姓抗金斗争的故事，恰好配合了当时抗美援朝的斗争形势，在观众中赢得了很好的反响。思想一贯“新型”的朱国梁在剧团获准在嘉兴登记时进行了改制，由自己时年十七周岁的幼女相正和周传瑛出任国风昆苏剧团的正副团长。

1952年中，国风流动到江苏太仓，国风前辈们以“传”字辈的起名原则，将随团的子女们统一更名为“世”字辈。年轻的团长朱相正从此改名朱世藕，在父亲的主持下，她向周传瑛行了拜师礼，成为“世”字辈称周传瑛为“先生”的第一人，从此“先生”这个尊称几乎成了周传瑛的代名词。很可能也是从此，周传瑛开始明确，自己今后不但要为全家老小的生存努力，而且还要扛起当年传习所的“大先生”沈月泉、“二先生”沈斌泉的传承重任。

1952年底，国风流动到无锡甘露镇演出，上海成立的华东戏曲研究院来人高薪聘请周传瑛、王传淞去任教。但作为国风的台柱，周、王如果一走，国风后继无人，只能散班。事关重大，朱国梁照惯例召开了全团会议，时值隆冬，全团上下只好到一家公共浴室（南方话称为“混堂”），趁上午不营业时，借着烧水的余温，商讨剧团的走向。最终，朱国梁一锤定音：适逢杭州市派专人邀请国风去参加戏剧会演，借此契机，全团到浙江的省城最后放手一搏，假如在那里能够站住脚，大家就依然相守在一起；假如仍然改变不了生活状况，周、王另谋高就绝无二话。此言一出，皆大欢喜。12月22日晚上，国风全团即从甘露镇抵达了杭州。

如果国风就此报散，如果国风不去杭州，新版昆剧《十五贯》永无面世之可能，之后数十年的昆剧史，就将彻底改写。历史应该永远记住甘露镇上的这次“混堂会议”。

不断想办法把它改得更通俗一些

1953年2月13日，国风昆苏剧团第一次走进杭州人民游艺场，开始了历时一年的驻场演出，第一部上演剧目，就是朱国梁根据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改编的昆苏剧《疯太子》。朱国梁在创作上对新时代的新要求保持了高度的敏感，但是昆剧应该怎样来适应新时代，他也没有现成的答案，因为朱国梁认为：“由于昆剧这个剧不适宜表现现代生活，因此，我要从多发掘、整理戏曲遗产，多演好的古典戏曲着手，并且要不断地想办法把它改得更通俗一些，让更多的观众可以欣赏。”

1955年秋冬之际，浙江省委文教部副部长兼省文化局局长黄源慧眼识真，成立了以黄源、郑伯永、陈静为核心，国风昆苏剧团老艺人周传瑛、朱国梁、王传淞、包传铎、张娴等共同参与的《十五贯》整理小组，确定在“双熊奇案”中删去熊友蕙、侯三姑一线，由陈静执笔写出剧本。

从1955年11月23日至12月28日，国风昆苏剧团停止日常演出（由政府部门补贴日常开支），暂借位于原蔡同德中药栈（即现在杭州华侨饭店所在位置）作临时团部，排练整理改编本《十五贯》。朱国梁对无锡知县过于执内心的分析与体验清晰、透彻，准确地把握住了人物的神，同时，以眼神表情、身段、念白等和谐一体的表演，成功塑造了“主观主义代名词”这一不朽的舞台形象。

1955年12月29日起，《浙江日报》开始登载“重新整理昆曲传统剧目”《十五贯》将于1956年元旦在浙江胜利剧院演出的广告，12月31日就于夜场在杭州人民大会堂，向当日下午闭幕的浙江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作了首场汇报演出。整改本昆剧《十五贯》，就这样对世人拉开了帷幕。之后的故事，很多人都能津津乐道。

《十五贯》自北归南后，浙江省文化局分配了贯桥观巷72号给浙昆当团部，全团终于结束了多年流离失所的日子，有了自己的宿舍。此时已经孤身一人的朱国梁，本来可以分到更好的住处，但他主动要求住到传达室旁边一个只有几平方米的小房间，仅有一床、一桌，理由是他夜里要看书、写东西，睡得晚，合住会影响别人休息。他的这个住处，可以看到团里所有人每天高高兴兴地进进出出；他有一个很大的爱好：一有机会就请“世”字辈们吃饭，看着孩子们狼吞虎咽的样子，他特别高兴。

1961年3月9日晚，刚刚抵达建德县不久、正在准备演出一应事务的浙江昆苏剧团接到一个不幸的消息：本团老演员朱国梁因肺疾复发，住进了杭州浙一医院，情势危急。团里立即决定让两位青年演职人员——朱国梁的长女相群、次女世莲于次日清晨出发赶回杭州。

今天高速公路最多只需两小时的车程，当年要换乘多种交通工具，耗时整个白天。等相群和世莲赶到医院时，天已擦黑，她们在病房看见面容瘦削的父亲插着氧气管，已无法讲话，只能紧紧攥着姐妹俩的手。世莲对父亲说：“爹爹侬可以放心了，我和姐姐都回来了！”主治医生随即交代：今晚病人必须整夜都有家属陪床。朱氏姐妹连声答应：今夜我们肯定不会断人。但是姐妹俩赶了一整天的路，水米未打牙，于是先回到团部放下行李，当她们刚端起饭碗时，医院又打来了电话：病人病情恶化，赶紧过来。就在二人再度赶往医院的途中，朱国梁停止了呼吸，遗体随即送往太平间。

整整六十年过去了，今年九十岁的朱世莲老人每每忆及这一幕，仍然对没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而潸然泪下。

1956年7月，载誉回到杭州的浙江昆苏剧团，接受了《浙江日报》的专访，报道的最后，“老艺人朱国梁”说：“《十五贯》是成功了，但是《十五贯》不能‘贯’到底——这只是一个开始。”2018年5月15日，一台反映朱国梁生平事迹的特别演出“一个不能被忘却的人”在杭州拉开帷幕。这年适逢朱国梁先生一百一十五周年诞辰。他的世寿还不满五十八周岁，而在他去世整整五十七年之后，才第一次举办了对他的纪念和研讨活动。这，应该也只是一个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