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南部是华夏文化的发祥地。所谓5000年文化看山西、华夏文化的直根也都是指的这个地区。无论文字记载还是文物考证，都说明远古时代的三皇五帝就在这个区域内繁衍生息，从而孕育了华夏文化。

戏剧文化作为华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就是在其怀抱里孕育诞生，发展成长的。人们称晋南为中国戏剧的摇篮，也就是因为如此。

与华夏文化发展同步，中国戏剧作为一种综合性很强的艺术，也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与祭祀文化、社火文化密切相关，它逐渐地融和了音乐、舞蹈、说唱、表演、杂技等多种技艺，最终才形成了唱、念、做、打为一体的成熟的戏剧形式。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被专家论证为尧时期的雏形国家。这里出土了5000年前的鼓和埙。这可以印证早期音乐的产生。西周时期晋国的师旷被中国音乐界誉为音乐师祖，音乐在2600年前的晋南已经达到相当成熟的水平。可以想见，在那个远古时代，人们一定会伴随音乐进行说唱等形式，表达敬仰与崇拜之情。可以说远古的晋南已经产生了戏剧的基因。

史载唐代的“歌舞戏”“参军戏”（一种滑稽戏）就流行于山西平阳，即今临汾一带。宋代山西出了一位名噪一时、誉满京城汴梁的演唱艺人孔三传，他首创了“诸宫调”说唱艺术，被史学界称为元杂剧的直接起源。万荣县庙前村后土庙珍存一块金代碑石图刻，从中可以看到北宋时期戏剧露台的建筑形态。这说明至少在宋代，晋南地区已经有了戏剧的雏形。并且已经由即场表演，演变为四面开放的露台表演，这样舞台戏剧便产生了。20世纪60年代，侯马出土了建造于金大安二年（公元1210年）的董氏墓，其北壁上有砖雕仿木结构戏台模型一座，戏台上，并排安放着五个彩绘戏俑。这一发现当时轰动了全国戏剧界，认为它将中国有记载的舞台戏剧史向前推移了200年。之后，在稷山、襄汾、新绛、翼城等地也都发现了大量类似的金元代砖雕舞台模型。说明戏剧由露台进化到三面围墙、一面观看的舞台建筑。金元时期，晋南戏剧文化已经非常盛行。这与我国元杂剧达到鼎盛时期相吻合。

史学界公认元杂剧是我国戏剧走向成熟的标志，这一时期也是古代戏剧鼎盛时期。这一时期流传下来最早的两部“诸宫调”巨著，一是《刘知远诸宫调》，写的是山西故事。刘知远是山西孝义人；二是《西厢记诸宫调》，作者是金代侯马人董解元，写的是发生在山西永济普救寺崔莺莺和张生的爱情故事，跌宕有致、丝丝入扣，用14种宫调，190套曲子，5万余言，以上乘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为戏剧家王实甫创作《西厢记》提供了蓝本。专家断言这两部诸宫调巨著促成了元代杂剧的加速成熟。换言之，就是山西的戏剧促成了中国戏剧的成熟。

元代作为戏剧的黄金时代，“有三大作家群”“元曲四大家”和“四大爱情戏”之说。“三大作家群”是以关汉卿、郑光祖为代表的作家群，以白朴、乔吉为代表的作家群和以吴昌龄为代表的作家群。他们从南到北、前呼后应、各有风格、卓然一派、各领风骚。其中关汉卿是解州人（即今运城人），郑光祖是襄汾人，白朴是河曲人，吴昌龄是大同人，乔吉是太原人。“元曲四大家”中，山西人荣膺三位：分别是关汉卿、郑光祖和白扑。“四大爱情戏”，山西人写了三部——关汉卿的《拜月亭》，郑光祖的《倩女离魂》，白朴的《墙头马上》。其中关汉卿列为四大家之首，称为元杂剧的奠基人。其作品有66部，其《感天动地窦娥冤》最为华彩，人皆能详。

在这一时期，取材于晋南的戏剧更是数不胜数。有《西厢记》《赵氏孤儿》《单刀会》《裴度还带》《介之推》《衣锦还乡》《铁拐李》《吕洞宾》等。关汉卿的剧目中，14部取材山西，占到其剧作的1/4。大同人吴昌龄写了元剧中最长的《唐三藏西天取经》，白朴写出了最早编成戏剧演出的“梁祝”故事《祝英台死嫁梁山伯》等。无疑，山西南部的戏剧是中国元代戏剧的滥觞和代表。

蒲剧是山西南部最具代表性的剧种。我们不妨解剖一下他的历史，来认识山西的戏剧文明。蒲剧，其又称蒲州梆子，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它汲取戏剧摇篮的养分，形成于明末，盛行于清代。它以慷慨激越而又委婉柔和，粗犷豪放而又细腻缠绵的艺术风格，深深扎根在群众中，流行于山西南部及周边豫、陕等地区。山西戏种有“四大梆子”之称，被称为大戏，分别是蒲剧、晋剧、北路梆子、上党梆子。晋剧原称为中路梆子。其中蒲剧、晋剧、北路梆子是一脉相承，同根异枝，晋剧、北路梆子又皆植根于蒲剧，或者说是蒲剧的派生剧种。蒲剧由于其根植群众之中，专业剧团与民间社戏并行发展，形成了非常厚重的社会基础。由此，其剧目达1000多种，戏剧大师群星灿烂。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产生一大批蒲剧大师，深受群众爱戴。从20世纪30年代的孙光盛、王存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五大蒲剧明星——阎逢春、王秀兰、张庆奎、筱月来、杨虎山，再有近数十年来产生的数十名“梅花奖”得主，使蒲剧艺术代代传承、发扬光大。蒲剧独创的“板腔体”“翅子功”“翎子功”等技艺也誉满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