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编从来都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把一个四十三集的电视连续剧改编成两个多小时的话剧，并不只是容量的变化，而是一个全新的创作过程。虽然电视剧和话剧都是讲故事，但是讲故事的方式不同。同样一个故事，创作者采用的角度也不尽相同。既然是话剧，就一定要符合话剧本体的特征。观众在剧场里看的是一场全新的话剧，而不是对电视剧的回顾。对于改编者来说，原著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一个坑，越是经典、越是受欢迎的作品，这个坑就越深。在改编的过程中，我要时刻避免掉入坑内而爬不出来，要始终给自己留下一条可以自如地爬上来的绳索。改编，就是要把原著打碎，在原著的废墟之上建立属于自己的作品。在了解原著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创作就是要忘掉原著，才可能有自由的创作。如此，原作电视剧对于我来说，只是一个可以引用的背景故事和某些场面，而改编必须是一个全新的话剧创作。

电视剧《觉醒年代》很好，很受观众的喜爱，其故事内容丰富、人物众多、形象丰满，而且是史诗性的叙述，其最创新的地方就是让那群历史教科书里的人物都突然鲜活起来，有血有肉，像是活在当下。在看完电视剧的基础之上，首先要寻找的是原著可以用的地方，这段历史、这些故事、这些人物，最重要的是它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必然产生的历史背景和过程，这是我们这个民族在那个历史阶段必然的选择，是民族觉醒的必然产物，而这种必然性是由一群觉醒者所带来的，他们的觉醒是有过程的，他们的觉醒唤醒了更多的人，尤其是青年们，接着就是更广大的民众，包括工人和农民，这是我们这个民族觉醒的过程。鲁迅曾形容那时候的中国就像是一间铁屋子，绝无窗户而且是万难破毁的，里边有许多熟睡的人，不久就要被闷死，然而从昏睡入死，他们全然不知道就要死的悲哀。然后，突然有人要大喊一声，惊醒这几个较为清醒的人，但是这不幸的少数者，要去承受这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你对得起他们？首先觉醒的必然是少数，而他们是痛苦的，正是因为他们的疑惑、不安与痛苦，让他们开始试着去寻找冲出铁屋的可能。他们在自己思想的深处思索着、找寻着，寻求着那道划破夜空的光亮。觉醒是一个过程，对于革命来说它还是一个起点。

决定改编时，看完电视剧之后，就是要学会试着忘掉，要共同去寻找那个觉醒的原因。于是，我开始大量地查找相关资料，有关那个时代的历史资料，那些人物的传记、他们所写的文章、他们做过的事情、他们的家国情怀与奉献，有些人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一切都是为了试着去走进他们的内心，去理解他们的处境，从人物的情境出发去探寻情节。20世纪初的中国，西方列强对我们虎视眈眈，正如李鸿章在筹议海防的奏折中所说的那样，中华民族已处于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三千年未遇之大强敌的时代。清廷倒闭，军阀混战，山河破碎，民不聊生，革命虽然进行得如火如荼，在政体上也有所尝试，新旧交替之际，思想有着激烈的碰撞。然而，二次革命失败后，在政治上强推的共和却仿佛突然之间被丢弃掉了，共和死了。革命者惶恐困惑，四散逃奔，革命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那时候的中国，远山静默，天空不见一点星光，给人一种阴冷、潮湿、凄凉的感觉。提起笔来，心里就有一种遥远、模糊、惊慌的感觉。历史仿佛被淹没了，沉浸其中，能闻到一种死亡的气息，而且透露着一种麻木、腐烂的绝望。一瞬间，我仿佛与这些人物开始对话了，我开始体会他们的感受，创作往往就是这样，当你和人物融为一体时，事情就由不得你控制了，人物会自觉地往前走，而我所要做的就是跟随。

那是一个令人热血偾张的年代，新旧文化的交锋是那般的电光火石，一切都是新的，有着一种摧枯拉朽的力量从历史的深处迸发出来，形成一种思想，洪流排山倒海似的往前奔腾。而我最想呈现的就是那个源头，那个发轫之地。从1915年的二次革命失败，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有一种力量始终在历史的深处涌动。故事开始于陈独秀和李大钊的相遇，我想集中地去体现他们的痛苦、他们的所思所想、他们对于青年们的影响和期待、他们各自思想转变的过程。他俩刚开始的认知并不一致，即便是到了最后，他们的认知还是不一致。但是在觉醒的过程之中，他们一直在思索，一直在改变。他们相互欣赏，求同存异，最后共同萌发建党的愿望，这是他们各自觉醒的过程，不同步、不一样，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却都达到觉醒的目的。同时，这个戏也是一个群像戏，因为觉醒的并不只是他们二人，而是一群人、一代人，尤其是一代年轻人，最终影响了整个民族和国家。觉醒的过程是痛苦的，有着各种各样的阻碍，但是新生的力量是无穷的，它也是历史的必然的趋势和选择。

当时，陈独秀认为西方列强不仅强在武力上、政体上，它们更是强在思想和理念上，而中国的思想和理念是落后的。改造中国，首先要改造的就是中国人的思想，造就一代新人。他指出当时列强并立，皆挟其国家与我相争，卧榻之旁，敌人鼾声如雷，然我国人却沉梦不醒。千年之古国，将沦陷于异族，黄帝之子孙，将断然无生机。这是他对于国家和民族深深的担扰，这让他开始从思想深处寻找改变之道。同样，李大钊也觉得举国父老乡亲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凡有血气，莫不痛心，忠义之民，愿为国死，回望神州，仰天悲愤。四万万同胞，丹心碧血，中华民族危在旦夕。这是李大钊的担扰。而最终他们都付之于行动，于是才有了改变。在觉醒的过程中，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蔡元培、鲁迅等一帮知识分子以《新青年》为思想阵地，大声疾呼，试着唤醒深睡的民族，而最初被唤醒的就是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赵世炎这些年轻人。陈独秀开出医治中国疾病的两大药方——科学和民主。毛泽东说《新青年》是他的宝贝，是救命的药，已经在他的头上炸出了一道惊雷。周恩来也说《新青年》深深地吸引了他，晨起读之，晚归复读之，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他的心田。《新青年》的创办过程是这个戏的一条线索，它也是这群人思想转变的过程。而当时在北京大学里面，新旧文化的冲突和碰撞在蔡元培的鼓励与推动之下，迸发出光芒四射的火光，照亮了青年们的心智。当时中国所经历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更是提供了戏剧性的背景，从巴黎和会到五四运动，从思想启蒙到革命运动，历史向着既定的方向一路狂奔。

青春是这个戏的关键词，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曾对青年抱有极大的希望，甚至李大钊当时自己也只是个青年。陈独秀以为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青年是人生最可宝贵的时期。他认为青年之于社会，犹如新鲜活泼细胞之于人身。青年就得要思想革新、要民主觉悟。李大钊以为青年就是要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这是发自青年的呐喊，振聋发聩。

当然，这些人都有自己的困境，他们寻找革命之路的过程注定是极其痛苦的，凤凰涅槃，才能重生。他们情感深处的真实是需要我们去寻找的。在电视剧中，并没有过多地涉及这些人的情感生活，对于陈独秀与李大钊的感情生活也只是点到为止。我试着去寻找他们的婚姻、情感和生活真实，这里有许多有趣的现象，例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与鲁迅四人的原配夫人都是目不认丁的旧式女子，她们都比自己丈夫的年龄要大，甚至都同样裹着小脚，那是中国当时文人知识分子婚姻的常态。可是面对大体相同的婚姻，这四个男人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陈独秀与高氏姐妹，李大钊与赵纫兰，鲁迅与朱安、许广平以及胡适与江冬秀，他们后来都有着不同的人生结局，女人们的命运当然也不尽相同。于是，我把他们都放在一场戏里去表现、对比、放大，从他们各自的角度去探讨当时男人们的困境，以及女人们的觉醒。江冬秀和高君曼是最先觉醒的，她们独立而自由，却也有着不同的结局。生活在不经意之间往往就露出残忍的一面，这些男人和女人也都被咬得遍体鳞伤。隔着历史去打量他们，我们何尝不曾伤痕累累。

我们经常处于历史的洪流之中而不自知，处在生活的浑浑噩噩中而不自知，但觉醒者就不一样，他们从不安分守己，从不循规蹈矩，他们深知自己的痛苦，他们看清生活的本质，他们睁开眼，目光如炬，照亮夜空。他们爬起身，身手敏捷，纵横开阖。他们是觉醒者，思想的觉悟带来了改变的力量，他们试着去反抗、去争斗，而历史正是因为他们的出现而露出了生机，于是，他们就创造了历史，而不仅仅是被咀嚼的残渣。隔着百年的历史，我们依旧能感受到觉醒者的力量。

感谢这些觉醒者。是为记。

（作者系上海文广演艺集团副总裁，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艺术总监、一级编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