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一部剧作的戏剧性主要来源于矛盾冲突的设置。矛盾冲突的设置有不同的形态和手法,有诸如《西厢记》这样的单线链状结构,通过环环相扣的叙事使戏曲节奏紧凑,引人入胜,情节发展既有逻辑性又充满张力,真正实现了李渔所说的“立主脑、减头绪、密针线”;也有诸如《琵琶记》这样的双线结构,蔡伯喈和赵五娘两条线索交错出现,既集中笔力写蔡伯喈在荣华富贵的罗网中辗转无奈,又酣畅地写赵五娘饥寒交迫、陷入绝境,广阔而真实地展示人物性格和生活画面。在结构手法上,新编古装蒲剧《还阳珠》采用的也是双线形式,但它和《琵琶记》的“双线”艺术还不太一样。它不是自始至终的一种均衡对比和交错,而是以一种流动的形式,通过刘玉英、罗三、龙生、张济四人之间的排列组合,完成了情感线与政治线的矛盾冲突以及纠缠选择等。如果将这四人分别标注为A、B、C、D,可以依次看到他们的故事如何呈现戏曲的冲突性。
“ABC”所构成的情感双线
《还阳珠》共有八场,前三场可看作是刘玉英、罗三、龙生所组成的“ABC”模式,这是一组关于情感的叙事冲突。罗三仗着父亲在朝为官,自己在蒲州一带为所欲为,不仅调戏民女、害死其母,还逼她跳崖。龙王之子龙生救活刘玉英,并帮她写状子,让她去县衙喊冤。谁知县令是罗三舅父,顺手就把刘玉英“判”给了罗三。“婚配”当夜,刘玉英悲愤难言,急中生智,设计逃出。该剧在呈现揪人心弦的情节时,关于人物的细腻情感在曲词宾白中着墨不多,但从三个人物鲜明精准的性格刻画上,仍然能够细致地还原出刘玉英、罗三、龙生各自的情感成分。罗三对刘玉英的调戏和霸占,是一种原始粗暴的欲望和权力体现,并没有什么真挚的情感在里边;龙生对刘玉英的救助和帮扶,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善意和力量体现,他本就是神,不需要什么深刻的体谅和爱护。可以说,相较于刘玉英来说,罗三和龙生都是“强大”的,只是一个代表强大的“恶”,一个代表强大的“善”,“恶”逼其亡,“善”使其生。当这两者如此迅猛地集中到刘玉英一人时,她身上展现出来的刚强与坚韧便是合乎逻辑又令人感佩的。因此她成为构成戏曲情感冲突的核心点:面对罗三的“恶”,她不屈不惧,斗勇斗智,使得两人的戏份极有看头;面对龙生的“善”,她感激涕零,无以为报,因此而生出的复杂情感一言难尽。总之,刘玉英与罗三之间的“硬”戏,刘玉英与龙生之间的“柔”戏,两者相互生发,使得整部戏曲在前三场便呈现出紧张和悬念,展现出丰富的层次、多元的走向,令人期待。
“ABD”所构成的政治双线
《还阳珠》的第四场到第七场,从人物戏份上看,属于刘玉英、龙生、张济所组成的“ACD”模式,但从思想主题上看,应该算作是刘玉英、罗三、张济的“ABD”模式,即以体现政治冲突为主的情节部分。第一场便开始的情感线,在这一部分不仅没有结束,反而更复杂,更多线条。刘玉英和罗三的情感线退隐了,转而变成刘玉英和张济之间的情感线。除此之外,还专列一场“二堂叙话”,表达了张济和夫人杨氏之间的情感,起到拓展情节、丰富张济形象的作用。
蒲州知州张济正一心抗旱、扶弱济困、大公无私之际,得知刘玉英的母亲被害,她自己不仅申冤无门,还险陷贼手,这对于刚到蒲州一月未满的知州,其心情可想而知。一边是“愁”,一边是“怒”;一边是群体之“民”,一边是个体之“民”;一边关乎生死存亡,一边关乎hu正义邪恶……这一切的矛盾与选择,都集中到“张济”这个人物身上。一番深思之后,他坚定地认为“民女喊冤”与“乡民饿死”同样重要,于是不顾夫人对他身体的担忧,一手安排主簿书写奏折向朝廷反映旱情,一边思量查办民女的案情,于是便有了下面的“乔装私访”和“生擒刁狗”两场戏。
在这两场戏中,无论是写条阳道长向张济叙述整个事件,还是写刘玉英、龙生、张济三人碰面同时生擒刁狗,都没有直接写到罗三出场的情节。此时的罗三,虽虚却实,不在却在,他就像是《红楼梦》里始终没有出场的王子腾一样,决定着所有在场人物的选择和命运。罗三所代表的政治立场和氛围,无时无刻不笼罩在刘玉英、张济等人身边,这是一种更为紧张的冲突,张济的所有行为和语言,都预示着他在向一个庞大到永远不知全貌的“敌人”作抗争。如果说第一部分的善恶较量是以刘玉英的强烈情感来集中体现,那么这一部分的善恶较量则是以张济的政治抉择来坚定体现。
总体上,该剧的第一部分中,情感线是显性的,政治线是隐性的,罗三和龙生分别代表恶行与善举;第二部分中,政治线是显性的,情感线是隐性的,罗三和张济分别代表恶性与善心。表演至此,戏曲体现出情感与政治、善与恶、情与义等之间的多重交织,构成一种极大的矛盾冲突,充满了丰富的层次与内涵。
“ABCD”所达到的情理相融、神人同感的效果
第八场是该剧的第三部分,可以称之为“ABCD”模式,即刘玉英、罗三、龙生、张济在舞台上既分别又互相展示戏曲的情感和思想。所有冲突在这里相碰撞,也让所有情感在这里得到答案,同时让全剧的主题思想在这里得到最大升华,成为全剧的高潮。这一部分最为重要也最为精彩的是罗三与张济的对手戏:天不怕地不怕、“上面有人”的罗三对手无寸铁的“基层官员”张济嚣张恐吓,“惹下我,你算是惹下大麻烦啦!我要禀告我父,让你不出一月就脱掉这身官戴。到那时,我看你怎样做官,我看你怎样断案,我看你怎样为民申冤!”这番恐吓是那样的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老百姓的生活中,谁没有经受或者听闻一些类似这样令人惊悚的“待遇”呢?陌生的是大家的心中,从来都存着正义良知,存着秉公执法的包青天,存着谦恭礼让的真君子,没有人会真正接受罗三的这种“叫嚣”起到他自己预期的效果。
那么一直心恤百姓、忍辱负重、坚持正义的张济,他是怎样选择的呢?编剧安排张济先是唱了一段剖析内心的曲词,将他的犹豫与委屈、不甘与担当真实地向观众呈现。此时,台上、台下悄然之间,完成了一种共情与共鸣,随后伴唱唱道:“难难难,前程、民情难酌定,愁愁愁,良心、昧心心不宁”,演员张济采用蒲剧表演的经典技巧“帽翅功”来展现心中的痛苦与纠结,观众的心也随着那一上一下的帽翅犹豫着、徘徊着、疑问着、期待着。不知道过了多久,只见张济痛定思痛、掷地有声地唱道:“当官应以民为重,切莫投机轻民生。哪怕升迁终成梦,也要做到公生明!”声落之时,台下掌声雷动,经久不息。仿佛是这雷声唤来了雨声,天上也喜降甘霖,乡民们踊跃跑出,欢声齐唱蒲州民谣:“收秋不收秋,要看五月二十六。二十六日滴一点,蒲州城里买大碗。买下大碗吃擀面,欢欢喜喜过丰年!”随后,龙生坐上大殿正位,幻化成年轻的龙王像,刘玉英上台,念道:“此生难相伴,愿做看庙人。”全剧到此结束。
曲终之时,刘玉英对龙生的感情、张济对百姓的感情得到了圆满实现;神话故事的“虚”与人间真情的“实”在此时达到令人欣慰的交融;善终于战胜了恶,大义终于克服了小情,戏曲的理性逻辑和观众的情感诉求也终于合流。无论是情感线,还是政治线,抑或是“双线”本身所包含的双面性,都得到合理的交代,实现了艺术性与现实性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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