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上桃峰》一剧的前身，可以追溯到最早的《一匹马》。

1963年、1964年，毛泽东对于文艺界连续两次做过两个严厉批示，这两个批示，标志着文艺界的大型整肃业已拉开序幕。报刊公开批判一批所谓有问题文艺作品，大批文艺从业者下乡接受锻炼改造，成为常见的事情。下乡下厂，和工人农民实行“三同”，是一时的风尚。1964年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地县干部下乡搞“四清”，更是各单位的政治大事。

山西晋中地区组织工作队下乡，声势大得很，地委书记王绣锦亲自带领工作队，到祁县城赵村蹲点。这个点，集中了地县干部还有山大政治系的学生100多人。晋中青年晋剧团也在这个点，剧团挑了30多人参加，对剧团来说，也算是一次有组织的深入生活的好机会。

剧团支书贺登朝、导演许石青随队下乡，在祁县农村，他们听到了“一匹马”的故事。一家生产队的马生了病，拉到兽医站，兽医漫不经心，把一匹好马给治死了。生产队死了马，心疼焦虑，全村炸了锅。那个兽医害怕得很，正在搞四清，恰好撞在刀刃上。四清运动政治挂帅，有人就主张严厉处理兽医，要赔马，要审查祖宗三代，看是否有意破坏。当然也有人觉得不要小题大做，人的病也不见得都能治好，畜生也是这个道理。

搞四清，剧团演员原本插不上手，不会组织开会，不会查账，在点儿上，他们仿佛是一群多余的人。贺登朝许石青他们看到这个事儿，就有了想法。索性编一个小型的活报剧，说一说这个事儿。几个人凑到一起，就把这个治疗病马的事情编成一出小戏，剧名就叫《一匹马》。场面简单，角色简单，一串台词就能演，20来分钟。本村看，邻村也看，大家看得兴致勃勃。

王绣锦书记也挺满意，他说，谁说剧团没用？他们会干，你们会说。

活报剧比较简单。王绣锦书记想让剧团搞个大一点的东西，特意让许石青他们提前离开，回到榆次写戏。素材很不错，但是要搞一个形制大一点的戏，内容明显单薄。正在这个时候，人民日报刊登了通讯《一匹马》，接着中国青年报刊登了通讯《三下桑园赎马记》，说的都是河北抚宁县两个生产队买马赎马互帮互助的故事。渤海公社刘义庄大队桑园第二生产队，从相距20里外的榆关公社大刘庄大队第二生产队，买来一匹大马。这匹马看起来粗壮结实，其实是刚治好的一匹病马。大刘庄的“贫下中农”得知卖病马坑人，觉得这事情办得差劲，于是三番五次退款赎马。两个生产队因为病马几番来往，互谅互让，展现了双方高度的“共产主义风格”。

这个事件生动曲折，本身就有故事性，简直就是一出戏的模子。由城赵村的《一匹马》开始，到此时的《一匹马》，激活了许石青等人的灵感。许石青和另一个编剧张正申看出了这个故事的可资利用，两人找到剧团负责人贺登朝，提议创作这个大戏。剧团召开了全体会议，许石青在大会上仔细地念了《三下桑园赎马记》，说了自己的想法。贺登朝也觉得这个故事好，人物，事件，矛盾冲突都有了，剧本几个方面的因素都具备，有些描写，场面感很强，适合改编。众人都觉得可行，一出新戏就这样选定了。许石青、张正申执笔改编，一场大戏就此启动。

《一匹马》刊登在人民日报1965年7月25日，《三下桑园赎马记》刊登在中国青年报1965年10月5日，有一个简短的“编者按”——

《三下桑园赎马记》是今年发生在河北省抚宁县的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很动听，非常感动人，富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从这个令人难忘的故事中，我们兴奋地看到了我国社会主义时代农民的崭新的思想面貌，看到了共产主义思想风格的耀眼光辉。我国的亿万农民，经过党的长期教育，经过一系列的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近年来经过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们的精神世界已经发生了十分深刻的变化！大刘庄二队和桑园二队的农民，特别是贫下中农群众，围绕着这一匹马表现出来的高贵品德，正是这种伟大变化的缩影。请看这一群社会主义新农民的形象吧！这些普普通通的人民公社社员，眼光已经不再是那样短浅，思想已经不是再那样狭隘，陈旧的意识在改变，资本主义的余毒在逐渐消除，社会主义的思想正在他们中间发扬光大。他们顾全局识大体，以阶级弟兄的利益为重，发扬集体主义精神，互相关怀，互相促进，坚决按社会主义原则办事，按毛泽东思想处理问题。这些思想风格很可贵，很值得青年们学习。

我们向广大青年读者、向活跃在群众中的广大故事员，热情推荐这个生动的革命故事，希望你们广为传播，使共产主义新思想遍地开花结果！

按照这个改编思路，许石青给这出新戏定名为《当代新风》。

剧中那两个卖马买马的生产队，顺手就叫了张庄李庄。还是下乡过清徐，有个村子叫桃园堡，跟随许石青的演员降径元不禁叫嚷，这个名字可比张庄李庄好得多！许石青听了他的，买马的村子后来叫了桃园。剧团的舞美设计师李达寿，从舞美效果出发，建议另一个村子叫杏园，所以，新戏也曾经有过《桃杏争春》的剧名。

《当代新风》的“剧情简介”这样说：

李家庄二队，曾经卖给桃园二队一匹生过病的马，社教运动以后，李家庄的干部、贫下中农觉悟了，认为那是欺骗了兄弟队，不该那样做，于是派人去到桃园道歉、退款、拉马。这种风格感动了桃园的干部和贫下中农，双方再三推让，争执不下。以后马不幸死了，李家庄二队牵了自己新买的马，送给桃园，桃园还是坚辞不收。

县委得到汇报，表扬了两个队的共产主义风格。为了不影响春耕，送给了桃园一匹大红马，双方表示要用胸怀大局、努力增产的实际行动，答谢党的关怀。

简介说起来简单，要演绎出一部大戏，那可是编导呕心沥血的成果。两个地点，两组人物，几个场面，都要一步一步精心设计。卖了病马，亏心不亏心？争论冲突。桃园追马，退款未果。病马死去，冲突进一步加剧。桃园送新马，双方推让，最后县委派人送马，皆大欢喜。这个戏，故事紧凑张弛有致，人物关系脉络细密，情节推进过程合情合理有情有趣，几个争论和解的高潮点也都出彩。其他如戏剧语言的通俗化，演出的乡土味，都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了现代戏的说教倾向。地方戏的长处是以小见大。一匹马演绎出了五场大戏，这个戏，一开始就很完整，当年演出成功并不奇怪。

但是现在回头审视，这个戏以及其他当时的现代戏，无不具有社教运动至文革前夕的那一批现代戏的浓重时代色彩。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社教戏，创作受到了强大的政治干预。它表现在，过分强调生活中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以及先进落后的矛盾，把所有问题都当成政治问题，所有的矛盾斗争都是路线斗争。本剧所表现的买马卖马，如世外桃源君子国，美化粉饰乡村的灾难苦痛，太过虚假。国家刚刚度过三年困难时期，物质匮乏，经济短缺，“牲口是集体的半个家当”，一匹马的生死关系全村的喜乐悲哀，就能看出当时生活的困难程度。把贫困状态下的乡村写成爱社如家，在饥饿线上挣扎的乡民你谦我让，这也不符合当时的国情民情。尽快地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恢复元气，是国脉所系，也是百姓呼声。所谓“发扬共产主义风格”，还能回味出一平二调大刮共产风的余绪。由于政治色彩成为生活的唯一色彩，剧中人张口闭口领袖教导、主义思想，政治术语政治标签太多太滥。这些戏，现在回头再看，很多地方面目可憎，直教人无可奈何。

《中国青年报》关于通讯《三下桑园赎马记》的编者按，就是典型的社教语言。这个编者按是编发通讯的指导思想，一定程度上也指导了几个晋剧团的历次改编。隐瞒真情，出卖病马，以邻为壑，这是典型的商业欺诈。出事以后天良发现，自责自惭，几次追讨，以求良心安宁，这本来是中国农民的传统道德。当时的舆论主流，把这一切都称之为“共产主义风格”。所谓“共产主义风格”，实际上是一个虚假命题，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尚在试验摸索间，作为一种道德体系，更加虚无缥缈。何谓共产主义道德？当时社会整体上并没有清晰共识。宣传“斗私批修”“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实际上属于虚幻的道德高标。在晋中地区这样一个晋商传统十分深厚的地域，当时如果能够抓住诚信的道德底蕴，展现商业道德在农村底层的衍化积淀，该是多么有价值的创作！当然，哪样酷烈的政治环境里，晋中地区一个剧团，怎么能够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