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上桃峰》一剧的前身,可以追溯到最早的《一匹马》。
1963年、1964年,毛泽东对于文艺界连续两次做过两个严厉批示,这两个批示,标志着文艺界的大型整肃业已拉开序幕。报刊公开批判一批所谓有问题文艺作品,大批文艺从业者下乡接受锻炼改造,成为常见的事情。下乡下厂,和工人农民实行“三同”,是一时的风尚。1964年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地县干部下乡搞“四清”,更是各单位的政治大事。
山西晋中地区组织工作队下乡,声势大得很,地委书记王绣锦亲自带领工作队,到祁县城赵村蹲点。这个点,集中了地县干部还有山大政治系的学生100多人。晋中青年晋剧团也在这个点,剧团挑了30多人参加,对剧团来说,也算是一次有组织的深入生活的好机会。
剧团支书贺登朝、导演许石青随队下乡,在祁县农村,他们听到了“一匹马”的故事。一家生产队的马生了病,拉到兽医站,兽医漫不经心,把一匹好马给治死了。生产队死了马,心疼焦虑,全村炸了锅。那个兽医害怕得很,正在搞四清,恰好撞在刀刃上。四清运动政治挂帅,有人就主张严厉处理兽医,要赔马,要审查祖宗三代,看是否有意破坏。当然也有人觉得不要小题大做,人的病也不见得都能治好,畜生也是这个道理。
搞四清,剧团演员原本插不上手,不会组织开会,不会查账,在点儿上,他们仿佛是一群多余的人。贺登朝许石青他们看到这个事儿,就有了想法。索性编一个小型的活报剧,说一说这个事儿。几个人凑到一起,就把这个治疗病马的事情编成一出小戏,剧名就叫《一匹马》。场面简单,角色简单,一串台词就能演,20来分钟。本村看,邻村也看,大家看得兴致勃勃。
王绣锦书记也挺满意,他说,谁说剧团没用?他们会干,你们会说。
活报剧比较简单。王绣锦书记想让剧团搞个大一点的东西,特意让许石青他们提前离开,回到榆次写戏。素材很不错,但是要搞一个形制大一点的戏,内容明显单薄。正在这个时候,人民日报刊登了通讯《一匹马》,接着中国青年报刊登了通讯《三下桑园赎马记》,说的都是河北抚宁县两个生产队买马赎马互帮互助的故事。渤海公社刘义庄大队桑园第二生产队,从相距20里外的榆关公社大刘庄大队第二生产队,买来一匹大马。这匹马看起来粗壮结实,其实是刚治好的一匹病马。大刘庄的“贫下中农”得知卖病马坑人,觉得这事情办得差劲,于是三番五次退款赎马。两个生产队因为病马几番来往,互谅互让,展现了双方高度的“共产主义风格”。
这个事件生动曲折,本身就有故事性,简直就是一出戏的模子。由城赵村的《一匹马》开始,到此时的《一匹马》,激活了许石青等人的灵感。许石青和另一个编剧张正申看出了这个故事的可资利用,两人找到剧团负责人贺登朝,提议创作这个大戏。剧团召开了全体会议,许石青在大会上仔细地念了《三下桑园赎马记》,说了自己的想法。贺登朝也觉得这个故事好,人物,事件,矛盾冲突都有了,剧本几个方面的因素都具备,有些描写,场面感很强,适合改编。众人都觉得可行,一出新戏就这样选定了。许石青、张正申执笔改编,一场大戏就此启动。
《一匹马》刊登在人民日报1965年7月25日,《三下桑园赎马记》刊登在中国青年报1965年10月5日,有一个简短的“编者按”——
《三下桑园赎马记》是今年发生在河北省抚宁县的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很动听,非常感动人,富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从这个令人难忘的故事中,我们兴奋地看到了我国社会主义时代农民的崭新的思想面貌,看到了共产主义思想风格的耀眼光辉。我国的亿万农民,经过党的长期教育,经过一系列的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近年来经过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们的精神世界已经发生了十分深刻的变化!大刘庄二队和桑园二队的农民,特别是贫下中农群众,围绕着这一匹马表现出来的高贵品德,正是这种伟大变化的缩影。请看这一群社会主义新农民的形象吧!这些普普通通的人民公社社员,眼光已经不再是那样短浅,思想已经不是再那样狭隘,陈旧的意识在改变,资本主义的余毒在逐渐消除,社会主义的思想正在他们中间发扬光大。他们顾全局识大体,以阶级弟兄的利益为重,发扬集体主义精神,互相关怀,互相促进,坚决按社会主义原则办事,按毛泽东思想处理问题。这些思想风格很可贵,很值得青年们学习。
我们向广大青年读者、向活跃在群众中的广大故事员,热情推荐这个生动的革命故事,希望你们广为传播,使共产主义新思想遍地开花结果!
按照这个改编思路,许石青给这出新戏定名为《当代新风》。
剧中那两个卖马买马的生产队,顺手就叫了张庄李庄。还是下乡过清徐,有个村子叫桃园堡,跟随许石青的演员降径元不禁叫嚷,这个名字可比张庄李庄好得多!许石青听了他的,买马的村子后来叫了桃园。剧团的舞美设计师李达寿,从舞美效果出发,建议另一个村子叫杏园,所以,新戏也曾经有过《桃杏争春》的剧名。
《当代新风》的“剧情简介”这样说:
李家庄二队,曾经卖给桃园二队一匹生过病的马,社教运动以后,李家庄的干部、贫下中农觉悟了,认为那是欺骗了兄弟队,不该那样做,于是派人去到桃园道歉、退款、拉马。这种风格感动了桃园的干部和贫下中农,双方再三推让,争执不下。以后马不幸死了,李家庄二队牵了自己新买的马,送给桃园,桃园还是坚辞不收。
县委得到汇报,表扬了两个队的共产主义风格。为了不影响春耕,送给了桃园一匹大红马,双方表示要用胸怀大局、努力增产的实际行动,答谢党的关怀。
简介说起来简单,要演绎出一部大戏,那可是编导呕心沥血的成果。两个地点,两组人物,几个场面,都要一步一步精心设计。卖了病马,亏心不亏心?争论冲突。桃园追马,退款未果。病马死去,冲突进一步加剧。桃园送新马,双方推让,最后县委派人送马,皆大欢喜。这个戏,故事紧凑张弛有致,人物关系脉络细密,情节推进过程合情合理有情有趣,几个争论和解的高潮点也都出彩。其他如戏剧语言的通俗化,演出的乡土味,都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了现代戏的说教倾向。地方戏的长处是以小见大。一匹马演绎出了五场大戏,这个戏,一开始就很完整,当年演出成功并不奇怪。
但是现在回头审视,这个戏以及其他当时的现代戏,无不具有社教运动至文革前夕的那一批现代戏的浓重时代色彩。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社教戏,创作受到了强大的政治干预。它表现在,过分强调生活中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以及先进落后的矛盾,把所有问题都当成政治问题,所有的矛盾斗争都是路线斗争。本剧所表现的买马卖马,如世外桃源君子国,美化粉饰乡村的灾难苦痛,太过虚假。国家刚刚度过三年困难时期,物质匮乏,经济短缺,“牲口是集体的半个家当”,一匹马的生死关系全村的喜乐悲哀,就能看出当时生活的困难程度。把贫困状态下的乡村写成爱社如家,在饥饿线上挣扎的乡民你谦我让,这也不符合当时的国情民情。尽快地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恢复元气,是国脉所系,也是百姓呼声。所谓“发扬共产主义风格”,还能回味出一平二调大刮共产风的余绪。由于政治色彩成为生活的唯一色彩,剧中人张口闭口领袖教导、主义思想,政治术语政治标签太多太滥。这些戏,现在回头再看,很多地方面目可憎,直教人无可奈何。
《中国青年报》关于通讯《三下桑园赎马记》的编者按,就是典型的社教语言。这个编者按是编发通讯的指导思想,一定程度上也指导了几个晋剧团的历次改编。隐瞒真情,出卖病马,以邻为壑,这是典型的商业欺诈。出事以后天良发现,自责自惭,几次追讨,以求良心安宁,这本来是中国农民的传统道德。当时的舆论主流,把这一切都称之为“共产主义风格”。所谓“共产主义风格”,实际上是一个虚假命题,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尚在试验摸索间,作为一种道德体系,更加虚无缥缈。何谓共产主义道德?当时社会整体上并没有清晰共识。宣传“斗私批修”“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实际上属于虚幻的道德高标。在晋中地区这样一个晋商传统十分深厚的地域,当时如果能够抓住诚信的道德底蕴,展现商业道德在农村底层的衍化积淀,该是多么有价值的创作!当然,哪样酷烈的政治环境里,晋中地区一个剧团,怎么能够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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