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看了由大同市北路梆子剧种传习中心创作演出的北路梆子大型新编历史剧《平城赋》，感触颇深。对于这出由国家艺术基金2015年度资助的新编北路梆子剧目早有耳闻，一直没有机会观摩，现在终于了了心愿。该剧编剧王卫中对山西观众来说应该有所了解，山西省话剧院创作演出的在全国很有影响的话剧《立秋》，他就是其中的作者之一。导演石玉昆更是在全国久负盛名的艺术家，曾是山西的多台在全国颇有影响的优秀戏曲剧目的导演，被山西戏剧界和广大观众所熟悉和了解。

《平城赋》讲述的是中国历史上魏晋南北朝时期，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北魏发生的故事。北魏都城起初建立在平城，就是今天的山西大同，也是属于山西地域文化历史的一部分。大同的剧作者过去曾经多次把这段历史搬上舞台，比如王颂就曾经创作过剧本《宏图大业》和《鲜卑骄子》，讲述的都是以冯太后和孝文帝为主的北魏时期的故事。据说，现在在电视上很火的连续剧《锦绣未央》也是根据这个历史背景编写的，可见北魏的历史在当今观众中是很有影响的。冯太后在历史上虽说很有争议，但是她辅佐北魏孝文帝实行的“太和改制”是名垂千古的。特别是在冯太后垂帘听政的那些年代，使北魏的社会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北魏政权的建立，既得益于民族混战给自己带来的机遇，同时又面临着民族敌视的巨大挑战。无论在平城和迁都洛阳之后，冯太后和魏孝文帝都进行了一系列汉族化的改革，确实使其他民族，包括汉族，在心理上承认了他们是正统的王者，从而消除敌视，增进互信，造就民族大融合大团结的局面。是后来结束混乱的“五胡乱华”和南北朝，最后由隋朝统一的催化剂。

当然，在《平城赋》这部戏里，不可能将冯太后的所有才华和能耐表现出来，是从冯雁的幼年开始，用几个片段把她的一生展现在舞台上的。张彩萍扮演的冯太后是非常成功的，把这位少数民族的女政治家的风度和不屈不挠的个性，通过北路梆子高亢的曲调和充满地方特色的唱腔艺术表现出来，应该说是可喜可贺的。仿佛又使我们看到当年张彩萍为夺取中国戏剧梅花奖的那股对艺术的追求和执著的风采。

就剧本的主题立意来说，是表现冯太后如何在魏国实行改制和肃清贪腐。这也体现了编剧如何在艺术上将古代政治家执政理念运用到今天，以便古为今用的良苦用心。从目前观众的感受上来说，作者的目的是达到了，起码观众明白这出戏是在讲什么事情，表现的是个什么样的人物。但是从艺术效果上来看，剧作者的愿望体现的并不理想。首先从剧本的中心事件上来看，每个事件的互为因果联系不够紧密，几个大的中心事件都是很突然的就在舞台上出现了，使观众对故事情节的发展缺乏很顺利的衔接和理解。比如冯太后的哥哥冯熙贪腐的问题，在前面的情节中没有一点铺垫，突然就出现有一位朝臣拿出一封密奏说皇上的舅舅也就是冯熙贪污，冯太后马上连夜坐车到哥哥的府上查明真相，逼着自己的亲哥哥自尽。当然，历史上是真有其事的，但是在剧目演出中我们应该艺术化的处理，使这件公案成为戏剧演出中的一段能够引起观众兴趣的情节，而不是平铺直叙的搬到舞台上。包括两个皇上的“驾崩”，剧本也是没有一点铺垫的平铺直叙，完全把戏剧冲突放在一边，就事论事的把事情摆出来，然后让冯太后唱一大板。其他还有几个情节的出现也都是很突然的，在前面没有一点铺垫哪怕是预示都没有给观众。这就使全剧的发展不太顺畅，有些疙疙瘩瘩的感觉。

冯太后的改制从历史上讲，是非常多的，所遇到的难度也是很大的。现在剧本把改制的大部分中心事件放在“立为太子的生母必须赐死”这一个事件上，有些单调。历史上按照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的确有“立太子杀生母”的规矩，但是还有许多其他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陋习，更严重制约北魏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比如剧中提到的“班俸禄”问题。自从拓跋珪开国以来，北魏政权各级官吏皆无俸禄，平日都要依赖贪污、掠夺和皇帝随意性的班赏来获取财富。这在北魏初建之时，作为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采取这种方式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当北魏政权逐渐在中原地区确立统治地位后，这种以掠夺为主的财富分配方式就日益给北魏政治带来严重的问题。特别是随着战事的减少，战时掠夺的机会有限，各级官吏为了满足私欲，便毫无顾忌地盘剥、搜刮民脂民膏，从而导致北魏社会矛盾的激化和政治统治的危机。面对这一严峻的现实，从文成帝时就曾数次下诏禁贪，献文帝时也作了严格规定，并有人提出了给官吏班禄的建议，可惜并未能实施。

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六月，在冯太后的主持下，北魏仿效两汉魏晋旧制，下达了“班俸禄”诏书。规定在原来的户调之外，每户增调三匹、谷二斛九斗，作为发放百官俸禄的来源。内外百官，皆以品秩高下确定其俸禄的等次。俸禄确定之后，再贪赃满一匹者，处死。由此引起了以淮南王拓跋佗为代表的鲜卑贵族的反对，他奏求停行班禄，依旧断禄。冯太后召令群臣讨论。中书监高闾奉表驳论说：“若不班禄，则贪利者肆其奸情，清正者不能自保，这简单的道理，灼然可知，如何令行一朝便欲去俸？淮南王之议，不亦谬乎！”高闾的话不仅代表了当时一批具有远见的官僚的意见，而且也符合冯太后的心思。于是，冯太后下诏依从高闾所议，仍旧实行班禄。

冯太后在大臣李安世的建议下，还颁布了“均田令”，从而开始在社会经济方面进行重大变革。“均田令”是指国家对无主荒田以政府的名义定时、按人口分授给农民。均田制度使失去了土地的农民重新回到土地之上，流亡无居者和荫附于豪强名下的佃客也摆脱了束缚，成为政府的编户齐民，从而增加了国家控制的劳动人口和征税对象，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一制度，使北魏落后的社会经济结构迅速向先进的封建化的经济结构过渡，同时为经济结构的灵活运转补充了新鲜血液。均田令的颁布实施标志着北魏统治者开始转向接受汉族的封建统治方式。

太和十年（公元486年），冯太后又主持对地方基层组织——宗主督护制进行改革，实施了“三长制”。北魏建立后，任命豪强地主为宗主，代行地方行政权力。这就是所谓的宗主督护制。在这一制度之下，户口隐匿现象十分严重。政府征收户调时，只能依据户籍上登记的户口，但实际上往往三五十家为一户，千人百口共为一籍，而当时实行的九品混通法，是把一家一户的自耕农民同这种实际上有众多荫附人口的宗主户等量齐观的。这样一来，势必造成国家赋役征发在数额、轻重方面的不均，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为了把豪强隐匿的劳动人口编入国家户籍，既增加政府编户，又抑制豪强势力，大臣李冲提出废除宗主督护制，实行“三长制”。“三长制”即按照汉族的什伍里甲组织的形式，重建北魏的地方基层机构，规定五家为一邻，五邻为一里，五里为一党，邻、里、党各设一长，合谓三长，由本乡能办事且守法又有德望者充任，负责检查户口，催征赋役，管理生产，维护治安。冯太后见到李冲的奏疏，赞不绝口，便召集公卿讨论。中书令郑义、秘书令高祐等人提出反对，认为此事实难推行，郑义还以退为进，对冯太后说：“太后倘若不信，就只管试行，事败之后，当知臣等所言不谬。”著作郎傅思益更是危言耸听：“若改行此法，恐生扰乱，三长之制，不可执行。”太尉拓跋丕却极力赞同，他说：“太后陛下，臣以为此法若行，公私皆可受益。”另有大臣提出，此时正当农忙季节，猝然改制，新旧未分，恐百姓因生劳怨，不如过了秋收，到冬闲时节再慢慢动手为宜。李冲不同意这样的意见，他说：“眼下改制，正可使百姓亲受其益，使他们明白改制的目的，这正是推行新制的大好时机。”冯太后见众人莫衷一是，意见很难统一，便止住了众人的争论，斩钉截铁地宣布：“立三长，则课有常准，赋有恒分，庇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如此看来，又有何不可？”群臣见她已是胸有成竹，就连那些持有异议者也都闭口缄默、俯首听命了。在冯太后的大力支持下，李冲的建议得以付诸实施。这样，北魏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地方基层组织，既便利清查荫附户口，又确定了课征赋税的统一准则，防止那些企图逃避赋役者再钻空子，从而削弱了地方豪强的经济实力，增强了国力，提高了中央政府的权威。

可惜在剧本里，冯太后的这些许多改革、改制措施要么没有提到，要么是通过人物的唱段唱出来的，没有具体的戏剧情节出现，这样就大大减弱了剧目的观赏性和艺术感染力。其实，这些改制措施同时也是冯太后学习汉人儒家治理的方法过程，如果能有具体的故事情节立在舞台上是很有戏剧性的。所以，剧本非常需要在此基础上删繁就简，把能够表现人物性格和思想的带有戏剧性的情节强化，而把对人物特别是冯太后的塑造关系不大的情节尽量简化。改制和反腐在剧本中都有分量，但是在一出戏里要反映的主题立意太多了，恐怕也不利艺术性的展示，建议把反腐这部分删除或者弱化，甚至可以幕后处理即可，以便留出篇幅突出主要内容。

整体来看，《平城赋》已经在艺术上取得不少成就，但是需要提高的余地也很大，希望主创人员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努力，把这出戏打造成为一部能够代表我们北路梆子地方特色的优秀剧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