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路梆子表演艺术家杨仲义曾邀我到长安大戏院去看中国戏曲学院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毕业汇报演出，那场演出无疑是十分精彩的。作为中国当代戏曲舞台的新生代，他们不仅用艺术的语言，更用学者的智慧来演绎中国戏曲艺术的不朽魅力。杨仲义以他扎实的功底一出场就赢得了碰头彩。这既出乎我的意料，又使我兴奋不已。因为面对京剧、昆曲等国家级大剧种，山西的北路梆子实在太小了。但杨仲义气魄不小、实力不小，他毫无愧色地站在中国戏曲表演的最高殿堂上，一曲《汉宫惊魂》，用高亢激越、悠扬明亮的“嗨嗨腔”为北路梆子这个小剧种在国家大舞台上占据了一席之地。这实在是太难、太难了！我知道，满场基本上都是京剧票友，高傲而又挑剔的北京观众能接连不断地把掌声送给本不在他们审美视野的年轻的杨仲义，送给小小的北路梆子，那可不是礼节性的鼓励了。因此对我来讲，杨仲义的亮相不光是喝彩与激动，更多的是震撼与深思。

我不太懂戏，不敢对戏曲艺术妄加评论。杨仲义在15年前就摘取了中国戏曲艺术梅花奖的桂冠，北路梆子也在人才青黄不接的历史关头看到新生的曙光。作为北路梆子的领军人物，他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系统的学术性专业研究，他要在晋北的山间村落、民俗庙会赶场，首先要解决的是全团人的生存问题。台上台下转换着完全不同的角色。但他的表演艺术美感不是一般人所能够企及的。他能使我们在无形之中向他塑造的人物不断走近，被“他”征服、被“他”融化，步入“戏我合一”的境界。在此前的十几天，我在山西省偏远的右玉县见到过他，当时他正在为生态健身旅游节献演，我俩在一个临时搭建的帐篷里相见，戏外的仲义还是那个谦恭而不失幽默的好兄弟。使我没有想到的是，古老的北路梆子能令这个县城万人空巷、人气十足。今天他以中国戏曲学院研究生的学位再次唱响京华剧场，则不是简单的表演技能的竞争。这两次不同环境、地域和文化背景的演出，引出了我更多的思索。

从文化遗产、戏曲资源的角度来考虑，忻州能拥有北路梆子这样一个剧种真是值得庆幸的事。一代宗师贾桂林名震乡野，曾拒绝为日寇演出而布衣归乡，新中国成立后重振北路梆子，进中南海为毛主席献艺演出，并将名剧《金水桥》拍成电影，成为时代文化遗产。北路梆子成为忻州文化的代表性形式，假如没有北路梆子，忻州人拿什么文化特色来示人？可能就真的“没戏了”。这是几代人的心血完善和保留下来的一个不可多得的艺术形式。贾桂林、武承仁、董福、安丙琪等一批大师以扛鼎剧作誉驰晋、冀、陕、蒙，但已成思念中的影像；李万林、马彬、翟效安、任建华一代精英、中流砥柱，辉煌一时，但毕竟廉颇老矣。非常令人欣慰的是杨仲义、成凤英、贾粉桃等正以更高的品位和姿态唱响北路梆子的一个新纪元。今天的杨仲义成为中国戏剧最高学府的研究生，这个学历应该是北路梆子剧种跨入更高层次的一个象征性标志。

我们无疑都在期待着自己家乡的小剧种能与时俱进，跟随时代壮大起来，都期待着孜孜以求的戏苑新秀能光鲜亮丽闪耀起来。可这一切并不是仅靠自己的实力和喜好就能实现的。当代全球都在注意生态环境的改善，每一个动植物种群的濒危与灭绝都会令有良知爱心的人们扼腕顿首，可是，同样从文化生态上来看，有多少灿烂辉煌的民族文化形式在我们的眼前消亡，我们却麻木地沉醉在对眼前利益和贪欲满足上，无视于这个令人痛心的现实。如果一个文化遗产的消亡还不能惊觉我们保护文化传统良知的话，我们最终失去的不仅是和谐的环境，而是民族的动力和做人的灵魂。虽然杨仲义和他领军的北路梆子给了我们很多的欣慰，但毕竟在整个文化环境中它还是很脆弱的，我们还时时处在担心和不安中。杨仲义在民间土台上的人气，在长安大戏院的精彩，可谓是接天通地，北路梆子的成长壮大似乎不应再是痴人说梦。可聊起来，杨仲义依然不无担心。北路梆子毕竟是一个完善的地方剧种，在继承与创新上总是处在对立与统一的矛盾当中。好演员、好剧本、好导演是成败的基础，自不必说，手眼身法步、念唱做打每一点技巧的出新都不是唾手可得的事。最关键的是戏与观众群体的关系是十分敏感和微妙的，观众是产品的主要消费者，他们认账才行。在忻州的文化产业体系当中，北路梆子的压力是最大的，要保证品牌、保证特色、保证生存，还要保证创新、保证提高、保证发展。在中国，关于戏曲生死存亡的话题已不是一天两天了，北路梆子也不是没接到过“病危通知书”，但现在我们欣喜地看到北路梆子依然健在，但在发展的问题上我们还是不敢乐观。一时的辉煌并不是命运的转折，这真是一个一言难尽的话题啊。

研究生的毕业汇报演出已落下惟幕，中国戏曲界高学历的人才队伍中有了北路梆子的领军人物，这是个里程碑式的事情，不知道家乡的父老乡亲和领导们是否也意识到这个历史性的不同，是否也有一种心灵的冲动。我知道为了这个超越，杨仲义付出了常人难以承受的艰辛，最后的事实也回答了很多难以回答的问题。北路梆子的问题有了一个突破性的启示，但解决问题的全部，则不是杨仲义力所能企及的，我以为这实际上是整个文化产业所面临的问题。推动这个产业完善和发展的应该是社会互动的体制，设计、策划、生产、包装、宣传、促销等，所有面向市场的企业手段都应是北路梆子生存壮大的基本策略。

现在我们赶上了最好的历史时期，文化大发展、文化产业大繁荣给了文化发展以环境和理由，政策性问题、理论性问题都不应该成为问题，但必须解决的是作为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与市场发展问题，决不能一概而论，是两个体系，这需要很科学、很理性地对待。我想这些并非闲话的闲话或许有点作用吧，最起码说出来自己心里舒服了许多，最终还是希望行家们多关怀、多指点，北路梆子才有更大的希望和提升，中国戏曲也才会有更大的天地和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