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金秋，京剧《大闹天宫》正式搬上银幕。作为中国京剧电影工程中惟一拍摄的一出武戏，《大闹天宫》联合戏曲文化重镇——福建省京剧院以及福建省电影制片厂作为拍摄班底，汇集了当今京剧舞台上最优秀的青年武生演员，依托京剧界最顶尖的导师团队为影片创作保驾护航。这部以剧坛之圣翁偶虹的文学剧本为基础、以京剧大师李少春的舞台演出为范本的电影《大闹天宫》，自公映以来便赢得好评如潮，它的成功，也让我们对戏曲电影的创作与发展有了更深的思考。

1905年，谭鑫培以一部《定军山》开启了戏曲的光影之旅，而后，戏曲电影经历了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的百年历程，诸多经典戏曲剧目被拍摄为电影、艺术片流传于世，戏曲也因此获得了生机和更为广袤的舞台。回望来时之路，早期的戏曲电影仅停留在对舞台演出“原生态”的镜头记录，经过不断地探索、发展，电影镜头逐渐在创作中凸显其能动性，戏曲与电影的结合突破舞台限定，形成特有的视听语汇以及独立的美学价值，在中国类型电影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长久以来，关于戏曲电影的学术争鸣主要聚焦在两种艺术门类创作中的主次关系上，究竟何为主体？何为载体？实际上，历史已给出最好的答案。上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之间，崔嵬、陈怀皑等电影界前辈创作了大批优秀的戏曲电影，成就了戏曲电影史的高峰，这些影片的创作观念以及所呈现的艺术水准、美学价值，至今难有同类与之比肩。论其主次，曾执导《杨门女将》《野猪林》等多部经典戏曲电影的崔嵬导演明确提出“电影要服从戏曲”的艺术理念，纵观优秀的戏曲影片创作，俱是在尊重戏曲本体规律、把握戏曲特征及美学精神的基础上，以现代化电影技术手段最大程度彰显戏曲的独特魅力，最终使戏曲的意象审美与电影的纪实审美达到和谐统一。

无论历史或当下，戏曲电影都应在“规矩”中求发展，“守正”中再创新。如今，我们欣喜地看到京剧电影《大闹天宫》的坚守与探索。首先，选材精准，选角精良。戏曲剧目多源自中国历史和文学名著，历经大浪淘沙的经典剧目融汇了民族叙事的精华，成为塑造民族审美意趣的生动教材，同时也为叙事见长的电影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资源。在中国，《西游记》的故事家喻户晓，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高峰之作，《西游记》以其独特的浪漫主义笔锋绘就了一幅神话巨卷，篆刻在世人心间，京剧《大闹天宫》取材于小说《西游记》，经历代艺术家演绎后成为京剧舞台长演不衰的经典武戏，剧中的孙悟空诙谐机警、锄强扶弱，用“超能力”斩除邪恶、平定世间祸乱，他是国人心中不朽的“盖世英雄”，同时作为代表中华传统文化的经典形象享誉海外。京剧电影《大闹天宫》中饰演孙悟空的四位来自全国不同院团、院校的优秀武生演员各有师承、各展所长，个性化的流派风格与程式特点交汇在一起，相得益彰、互补生辉，用丰富又具有差异性的表演勾勒出一个多面、立体的银幕孙悟空形象。除主要演员外，“四梁四柱”也皆由当红京剧名家担纲，他们扶掖后辈、甘为人梯，体现着戏曲人“传帮带”的优良传统，同时也为影片增添了多抹亮色。其次，保留精髓，视听创新。戏曲讲求写意，“弹丸地展现千里疆场，须臾间浓缩漫漫人生”，电影以纪实见长，镜头、叙事结构、蒙太奇手法、声画关系等构成了电影独特的思维方式，戏曲固有的写意、夸张的表演如何与镜头相适应？如何在不伤戏曲之“筋骨”的前提下，用镜头放大它的美？京剧电影《大闹天宫》在这一方面的探索值得借鉴，它忠实保留了传统舞台的表演精髓，运用电影叙事思维对剧本作合理的增补调整，让故事更顺应逻辑，更符合电影观众的审美心理需求。在镜头的运用上因戏而宜、不拘一格，在确保“不丢戏、不漏戏”的前提下，根据不同的场面、气氛、角色以及情绪设计镜头，始终注重情与理、戏与技相统一。作为一出经典武戏，《大闹天宫》的情节多以打斗、技巧为主，在处理打斗场面时，景别多采用全景或小全以完整记录，在展现技巧时，尤其是一些高难度的身段做工，镜头主要根据手、眼、身、步等不同部位进行调度，多采用中景以上景别、局部特写的画面组合对动作加以强调，以此展现武戏技巧的难度。在一些特殊场景的处理上，《大闹天宫》的镜头运用可谓独具匠心，如“御马监”一场中，首个镜头从高处的牌匾缓慢摇下，定格在监副的面部特写上，前一秒肃穆，后一秒逗趣，极大的画面反差凸显镜头叙事的张力；又如天庭“偷桃盗丹”一段，多重视角的镜头与交叉变换的景别将20分钟的独角戏表演展现得完整、流畅，形神毕肖地刻画出孙悟空的灵动一面。此外，舞美设计虚实结合，简洁明快，既让观众有身临其境之感，又给予演员充分的审美表现空间。影片还利用了3D电脑特效、动画CG等现代化科技手段，放大技巧、渲染气氛，制造强烈的视觉冲击，为观众带来全新的观影体验。

多元时代下，戏曲一直走在探索的路上，然而，它的魅力并不止于舞台。京剧电影《大闹天宫》为新时代戏曲艺术的发展做出成功的银幕探索，未来，我们期待戏曲在光影之中再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