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法把知识分子的话翻译成他们的话来说”
1943年5月，赵树理写出了《小二黑结婚》，但出版遇到不少阻力，直到彭德怀读过稿子，写了一张“像这种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的条子之后，此篇小说得以面世。是年冬天，赵树理读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异常兴奋。他又写出了《李有才板话》和《李家庄的变迁》。
赵树理会讲故事，语言鲜活生动，这种写法很快引起周扬、茅盾、郭沫若等人的注意，他们撰文评论，赞不绝口。1947年7月，晋冀鲁豫边区文联连开16天会，集中讨论赵树理作品，然后由陈荒煤执笔，发表了一篇《向赵树理方向迈进》的文章。此文不但提炼出“赵树理方向”这一口号，把赵树理的创作成绩与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的贯彻落实联系在一起，而且还首次披露了赵树理本人的一个说法——“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从此往后，这一说法便成为赵树理创作的成功标签，也成为“赵树理方向”的有效注脚。
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中，这一说法曾被称为“小儿科”，有研究者甚至说：“从文学的观念和艺术的水准上衡量，赵树理创作较之他的前辈们，是个倒退，是从鲁迅、郭沫若、茅盾等现代文化的高层次，向农民文化的低层次的倒退。”这种批评是有问题的。很显然，批评者对赵树理的创作既缺少“了解之同情”，其观点又是线性历史进步观的产物。这样一来，就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
赵树理1949年“进城”不久，就写出了首篇创作谈，其中的一番说法至关重要。他说自己既是农民出身又上过学，便既要与农民说话，也要与知识分子说话。但与农民说话时，一不留神就会带出“学生腔”，常常会被他们议论，“碰惯了钉子就学了点乖，以后即使向他们介绍知识分子的话，也要设法把知识分子的话翻译成他们的话来说，时候久了就变成了习惯”。请注意此处的“翻译”二字！赵树理要表达的意思是，实际上存在两套话语系统：其一是植根于古代士大夫传统，又经欧风美雨哺育出来的知识分子话语系统；其二是土生土长的民间话语系统。这两套话语原本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但赵树理试图让前者进入后者，让后者知晓前者。于是在两套话语之间，他便开始充当“翻译者”或“二传手”。又因为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农民基本上不识字，一心为农民写作的赵树理每每下笔，就不得不把故事化繁就简，以“说—听”而不是“写—读”模式确立自己的叙述方式，形成自己的表达体系。这就是“老百姓喜欢看”的由来。
至于“政治上起作用”，赵树理的用心显然更为深远。例如，他之所以会去写《邪不压正》，是因为他在土改过程中看到“流氓混入干部和积极分子群中，仍在群众头上抖威风”，同时，“少数当权的干部容易变坏”。因此，他是“想写出当时当地土改全部过程中的各种经验教训，使土改中的干部和群众读了知所趋避”。很显然，这种现实关怀也是“政治上起作用”的题中应有之义。从这个意义上说，赵树理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也是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我想在一个村子里和群众共事能共到走不开的程度”
20世纪50年代，“深入生活”既是响亮口号，也对所有的作家构成了一种规约。现在看来，当年的“深入生活”业已形成两种典型模式，一种是柳青式的——直接到皇甫村落户；另一种应该是赵树理式的——户口虽在北京，但他常年“下乡”，以至于有人认为：“北京对老赵来说基本上是个旅馆。”“别人下去，目的都是为创作准备素材，是作为作家下去的；老赵去农村，则并不以此为目标，他是去农村参加工作，工作中发现了题材或问题，他会写东西，但绝不是为了写东西而下去。”
确实如此。1952年，赵树理曾写过《决心到群众中去》一文，表达自己要“长期地无条件地全身心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愿望。从此往后，到上党地区“下乡”就成为他的主要工作。八年之后，他谈及“下乡”体会，侧重总结的是“久”即长期性的好处：久则亲，久则全，久则通，久则约。在他看来，深入生活不是到一个地方待个十天半月，走马观花，而是要长久地住下来。但住下来并非要旁观生活，而是要参与进去，投身其中，能与群众一起“共事”。他写道：“我想在一个村子里和群众共事能共到走不开的程度，就可以说是和群众的思想感情有一定程度的融洽了。”
所谓“共事共到走不开”，就是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对于群众的事情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与群众的关系可谓“姑舅亲，辈辈亲，打断骨头连着筋”。这是深入生活的最高境界。而当赵树理对生活熟悉到无以复加，当村民说出上半句话，他便能猜到并能接出其下半句时，他就可以“下笔如有神”了。用他的话说，便是“写起来一联系到就是一嘟噜，往往会使人产生一点得劲之感”。“得劲”是晋东南一带的土话，也是赵树理的口头禅之一，其意应该是左右逢源，状态极佳，大有“能喝八两喝一斤”之势。现在看来，赵树理“赶任务”能赶出短篇名作《登记》和《“锻炼锻炼”》，写出长篇作品《三里湾》和《灵泉洞》，显然都与“得劲”有关。
为什么赵树理能“深入”到如此地步？原因无他，关键在于他对农民爱之深，情之切。当其他人需要来一番“思想改造”才能走近农民时，赵树理却根本不需要这一过程，因为他本来就是农民中人，或者用文学评论家的话说，农民已是赵树理的信仰。因此，在他那里，不但不存在“小资调”的被改造问题，他还一直怀有某种野心和冲动，想用农民文化去改造知识分子文化。他的成就与局限，或许都与他这种明里暗里的“改造”之举密切相关。
“不是为了写作才去体验生活；惟其是自己的生活，所以他才有许多话要说，说得那么好”
赵树理也有写得“不得劲”的时候，尤其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他的文学作品不太多，即便勉强写出《套不住的手》《卖烟叶》等短篇，似乎也写得很吃力，很不得劲，用孙犁的话说，“他的创作迟缓了，拘束了，严密了，慎重了。因此，就多少失去了当年青春泼辣的力量”。
赵树理的“晚期风格”确实令人深思，原因说起来很复杂。赵树理既是作家，同时又是农业专家，而在他心中，其实他并没有把前者放在最高位置。尤其是当他“下乡”之后，写作之事便退居二线，农村工作则成了他心头的重中之重。康濯曾经听他说过：“写一篇小说，还不定受不受农民欢迎；做一天农村工作，就准有一天的效果，这不是更有意义么！”这也就是说，在那个农民还缺吃少穿的年代里，赵树理始终把生产“物质食粮”看得更重，它的价值远在“精神食粮”之上。
而从上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大写英雄人物的主张也给赵树理造成了不小压力，带来了不少困扰。他所熟悉的是旧人、旧事、旧人物，于是“糊涂涂”“常有理”“铁算盘”“惹不起”才能在他的笔下活灵活现，但社会环境却要求呈现先进人物的精神风貌。赵树理告诫青年作者：“不是为了写作才去体验生活；惟其是自己的生活，所以他才有许多话要说，说得那么好。认真生活的人不会异想天开地在笔下出现不真实的情况。”他既然会如此开导青年人，本人就更要严于律己。
因此，在我对赵树理的关注中，还存在一个从“赵树理方向”到“赵树理精神”的位移过程。如果说“赵树理方向”侧重释放一个作家的引领功能，那么“赵树理精神”则重在昭示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只有让两个赵树理互通有无，让“方向”和“精神”相互参证，我们对赵树理的理解才能全面、丰富、细致和深刻起来。
（作者系中国赵树理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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