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歌剧艺术着眼于满足人民文化生活需要，表现中华民族情感的时候，对民族性的追求就成为一个自发的过程。早在1945年，延安鲁艺的艺术家们根据“白毛仙姑”的传说，创作出歌剧《白毛女》，并成为中国民族歌剧里程碑式的作品。歌剧的旋律吸收了大量民族音乐的成分，有些唱段甚至直接改编自民歌。如至今仍被传唱的《北风吹》，就来自河北民歌《小白菜》。二者的每一个乐句以及乐句之间，都以下行的方式发展，塑造了悲伤、凄凉的艺术形象。2015年的新版《白毛女》在音乐方面进行了改革，板胡、唢呐、单弦、大鼓的使用强化了民族性，与乐队的交响化构成听感上的平衡。舞台上的石板路、吊脚楼、水车与渡船，将观众带入到那个对大多数人来说，只存在于文学世界的静谧小城。随剧情展开的悲欢离合，也一如小城中的生活，平静却又生动着。近日，根据沈从文同名小说创作的歌剧《边城》，在中央歌剧院剧场结束了首轮演出。这部集结了国内顶尖艺术家主创的歌剧，生动展现了湘西乡土人情之美，刻画了当地人民勤劳善良、谦逊内敛的美好品质和热情真挚的鲜明个性，达到了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的舞台效果，成为近期民族歌剧的又一力作。

《边城》的成功不是一个孤例，而是中国歌剧艺术繁荣发展的产物。自歌剧从西方传入中国起，中国艺术家就孜孜不倦地探索，逐渐创造出一种取材中国故事，使用汉语唱词与对白、中国音乐素材、民族与美声相结合的演唱方法，用以表达中华民族审美旨趣和民族情感的新型歌剧形态，即现今的民族歌剧。

歌剧被中华文化吸收改造的过程，恰是其生命力日益增强、受众群体日益扩大的过程。人民不仅为歌剧艺术赋予了无尽的创作源泉，而且提供了广阔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党的十八大以来，众多民族歌剧作品受到扶持，在舞台上各展风姿。《运河谣》《马向阳下乡记》《松毛岭之恋》《呦呦鹿鸣》等优秀作品，无一不是很好地贯彻了人民性的原则。这些作品无论是历史题材、现实题材，还是革命题材，大多将歌唱人民和为人民歌唱置于首位。剧中的人物是人民，取材于不同时代的人民生活，展现的是人民的真实情感，并且使用了传承于民间的音乐元素。这样深深植根于人民的作品，必然会受到人民的喜爱和传颂。

除了音乐材料的借鉴使用，歌剧艺术的民族性在其他方面也有较为具象的表现。现代舞台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对舞美、灯光、服饰的高度关注，虽然可以为歌剧的舞美呈现提供更多的发挥空间，营造出强烈冲击力的视觉效果，但是随着民族歌剧创作的日趋成熟，越来越多的作品借鉴传统戏曲的布景理念，以简洁的舞台设计达到丰富的艺术效果。以“情”胜“景”这样的舞美设计理念，使得民族歌剧之内涵更具深刻性与思想性。

中华民族能够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华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歌剧的民族性除了具象的形式之外，更重要的内在因素是对民族精神、民族情感的表现与塑造。自2015年始，《白毛女》《小二黑结婚》《洪湖赤卫队》《党的女儿》《同心结》《江姐》等经典民族歌剧剧目复排巡演。这些作品经过时间的检验，至今依然历久弥新，就在于它们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改写中华民族前途与命运的伟大斗争，彰显了理想与信仰的强大力量，闪耀着人性光芒的英雄主义，在历史的长河里最终沉淀为能够代表中华民族精神的经典。

民族性既是民族歌剧应该坚守的发展方向，也是检验其艺术价值高下的重要标尺。新时代以来的民族歌剧作品，无论是历史题材的《金沙江畔》《沂蒙山》《红船》《田汉》《青春之歌》等，还是现实题材的《命运》《道路》《先行者》《张富清》《呦呦鹿鸣》《天使日记》《马向阳下乡记》《扶贫路上》等，都彰显着对国家、对民族的深厚情感，是新时代民族性的进一步提炼和高度阐发，也是中华民族之魂的生动写照，更是对“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导向的有效践行。

歌剧这一外来艺术形式，能够在中华文化的土壤里落地发芽、生根开花，并得到充分发展，人民性和民族性二者起到了关键作用。如果脱离了人民，以西方艺术审美为旨趣的歌剧艺术无法在舞台上贴近中国人民的情感体验，必将失去其生存的根本。如果不能有效地从中华文化中汲取营养，进而树立中华民族审美风范，中国歌剧将失去情感之魂，也就失去了独立于世界歌剧艺术的价值所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承民族情感，展现民族气质，并将传承与创新有机结合，创作出具有人民性和民族性的优秀作品，才能够孕育出中华文化的“根”与“魂”。沿着人民性与民族性的方向坚定地走下去，中国歌剧一定会收获更加丰硕的成果。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