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山东西南部的菏泽地区流行着一种叫作“枣梆”的剧种，其唱腔、配乐、梆子与山西“上党梆子”极为相似。两地相距千里，竟如此相似，绝非偶然，一定有其历史的根源。

“上党梆子”对于山西人来说并不陌生，它是山西四大梆子戏（蒲剧、晋剧、北路梆子、上党梆子）之一。这一剧种主要流行于山西晋东南地区，群众基础非常广泛，深受广大人民的喜爱，当地很多普通老百姓都可以清唱几句。

“上党梆子”早先被称为“大戏”“官戏”“上党宫调”等，它是一个古老的剧种。关于它的发源地，现在一般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它形成于泽州府（今山西晋城）一带；另一种说法认为它发源于长子（今归山西长治）一带。也有人说在明末已有班社出现，但目前尚未发现史实根据。

目前发现最早记载演出“大戏”的是清顺治十五年（1658）九月十六日“百顺班”在晋城市阳城上伏村大王庙戏台演出时的题壁，所唱剧目为《春灯谜》和《双包计》，均系昆曲或弋腔剧目。虽名梆子，实为昆（昆曲）、梆（梆子）、罗（罗罗腔）、卷（卷戏）、簧（皮簧）五种声腔同台演出的剧种。据此后在不同戏台写下的40余条清朝康、乾年间的舞台题壁来看，至迟在18世纪中叶，这一剧种已经是一个拥有五种音腔的成熟剧种了。

栗守田在其《上党梆子·上党梆子的命名》中认为：“康熙二十五年（1686）的拔贡沁水人樊度中的《东岳庙赛神曲五首》诗中，有‘台上弋阳唱晚晴’句。这说明顺治、康熙年间（1644~1722），‘上党梆子’处于婴儿时代。”（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到了雍正、乾隆年间（1723~1795）这一剧种已经发展壮大。据道光九年（1829）晋城青莲寺《重修青莲寺玄帝殿碑记》的记载，这一戏曲较早的一个职业班社是泽州府的“鸣凤班”。碑载：“有鸣凤班者，行戏四十余年矣。每岁仲春廿六日，合班进香，信宿寺中，或供灯，或献帐，率以为常。”

关于“鸣凤班”的创立，有不少人做过调查和研究，归纳起来，不外乎两种传说：一、以地名命名。据泽州凤台县东四义村老人回忆：在乾隆年间，其祖辈史宗经（字翱鸣）娶阳城县鸣凤村白姓女子为妻，鸣凤村白姓女子带着“鸣凤班”随来演唱，被史家留下。随后史宗经组织了一些戏剧爱好者和艺人，改编了不少新剧目，充实与扩大了这个戏班，为了不使老婆忘其根源，史宗经与鸣凤村戏班约好，由鸣凤村以陪嫁的名义，送给史家，将戏班以村名“鸣凤”为名（后来人们又因为其新东家是东四义村人，所以也叫“四义戏”）。二、以人名命名。传说在清朝年间，阳城县鸣凤村有一个女子叫“凤仙”，自幼喜爱戏曲。这个女子嫁给了晋城东四义村史家一个叫史翱鸣（即史宗经，字翱鸣）的男人，后来二人共同创立了戏班，取两人名字中各一个字，命名为“鸣凤班”。以上两种说法，都是建立在“史白”两家联姻基础上的一种爱情传说。

据道光九年（1829）《重修青莲寺玄帝殿碑记》碑文“有鸣凤班者,行戏四十余年”的记载，如果以此上推四十余年，足以证明称誉上党的著名“鸣凤班”在乾隆末年就已经成立。栗守田认为：“上党地区很早就有乐户演唱的队戏、院本和多种傩戏表演，也有全国流行的昆曲、弋阳腔演唱，还修建了许多舞台，完全有了诞生个新剧种的条件，等到受到晋、陕、豫三角地带的原生梆子的传播和影响，‘上党梆子’就慢慢形成了。”（《上党梆子·上党梆子的命名》）

1959年，在晋城青莲寺佛殿中的屏板上，又发现有“鸣凤班”在道光十一年（1831）十月十五日书写的演出剧目单，列有23出戏，其中《彩仙桥》《对松关》《大赐福》等都是当时的传统戏目。其实这种戏曲在清代乾隆中后期就已经盛行，到了嘉庆、道光年间，更是班社林立，名伶辈出，进入了蓬勃发展时期，演出的戏曲也慢慢形成一种具有当地特色风格旋律的新剧种。虽然这一剧种已经比较成熟、壮大，但是尚未有个正式的名称。人们为了有别于落子、秧歌等小剧种，就把这种戏剧叫作“大戏”“官戏”“上党宫调”等。

关于“上党梆子”的命名，目前也有两种说法：李春沐认为：“‘上党梆子’的最后得名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上党戏剧团赴福建慰问演出时经蔡寒生先生提出并确定的。”（《上党梆子的名实之辨与戏曲文化生态》，《晋阳学刊》2008年6期）而栗守田则认为：“到了1930年代，‘上党宫调’到省城献艺时还没个正式名字，就请当时省里的国学大师、时任山西省教育学院院长的晋城人郭象升解决这些问题。郭象升建议叫作‘上党宫调’。直到1950年，山西省文化局统一全省剧种命名，‘上党宫调’改称为‘上党梆子’。”（《上党梆子·上党梆子的命名》）虽说两者在提出确定命名的主体上有所不同，但正式命名的时间点却都在20世纪50年代。

2006年5月，“上党梆子”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奇怪的是，在今山东西南部的菏泽、郓城、巨野、鄄城、梁山、定陶、东明等地及周边河北、河南的部分地区流行着一种叫作“枣梆”的戏曲，其唱腔、配乐、梆子与山西“上党梆子”极为相似。2008年,“枣梆”戏也被列入国家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两地远隔千里，而戏曲文化几近相同，它们的出现绝非偶然巧合，其中必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枣梆”在鲁西南地区最早称为“本地”（，读为zhǎo），这个“  ”字就是用“山西人”三个字组合起来的生造合体字，其含义即暗指“梆梆”是从山西传入的。张雁在其《枣梆的历史渊源及其传承发展》中介绍说：“枣梆，原名‘本地地’，意为‘山西人’。系山西上党梆子流入山东菏泽后，受当地方言及音乐影响发展演变而成的地方剧种，是山西上党梆子的一个分支，它的形成与山西商人有着重要的关系。”（《艺术评论》2013年8期）《山东地方戏曲剧种史料汇编》中亦有同样的记载。

明末清初，山西人移民菏泽地区的不在少数，也有山西人来此做生意而落户者。从菏泽“山西会馆”保存的道光十一年（1831）所立碑碣记载来看，远在乾隆甲辰（1784）以前，鲁西南一带就有山西人“背井离乡”，“远服贾而通货贿”。碑文记载：当时山西人在菏泽一带经营最多的行业是“当铺”，其他尚有“盐店”“烟店”“染坊”等。由于生意兴隆，慢慢地上党商人在当地逐渐发展壮大，成为当地一股可观的经济力量。在那个年代，听戏是有钱人重要的娱乐形式之一，山西上党商人为了休闲娱乐，有时便将家乡流行的“上党宫调”戏班请到鲁西南一带演唱，闲暇时他们也会教当地人学学唱唱。

清光绪初年，我国北方地区发生严重旱灾，波及地区之广、持续时间之久均属罕见，是我国历史上特大灾荒之一。河南、山西两地的灾情最为严重，赤地千里，古所未见，史称“丁戊奇荒”或“晋豫大饥”。山西作为重灾区之一，受到的冲击尤为惨烈，上党地区也没有逃脱这次灾荒的厄运。为了谋生，人们远走他乡，四处逃难。当时有个叫“十万班”的上党戏曲职业班逃荒到鲁西南，在菏泽、郓城等地流动演出了很久。由于当地群众对戏剧的喜爱，一些地方便聘请山西职业艺人传经授艺。最早被聘为教师的山西艺人是潘朝绪（“枣梆”艺人尊称他为“潘师爷”），他所传授的这种梆子唱腔，当地人称其为“上党宫调”“泽州调”等。他在郓城一带正式收徒授业，两年后，第一个职业戏班“义盛班”正式组建，后来又成立了“高升班”“义和班”等。之后，郓城、鄄城、巨野、梁山等县的一些群众也自动聘师学艺，筹办科班。从此，山西的“上党宫调”就在当地广为流传。据史料记载,当时巨野、郓城、梁山一带的戏剧活动已经如火如荼，民间流传着“锣鼓一响，满街人淌”，“三天不吃饭，也得把戏看”。从这些百姓口中的顺口溜可以看出，这些地方的群众对戏剧的迷恋和喜爱，这也是鲁西南成为戏剧之乡的浑厚的民间基础。

《中国戏曲志·山东卷》中记载：“山西上党梆子传入山东，是通过晋商在山东做生意时随带戏班为媒介促成的。据说约在清嘉庆十五年（1810）前后，山西典当商人将他们家乡流行的地方戏曲传到了鲁西南的郓城一带，但当时只有清唱，没有化装演出。光绪初年，晋东南有个上党梆子‘十万班’，在郓城、菏泽等地流动演出一年之久才返回山西，在这一带留下深刻的影响。‘十万班’离去不久，上党梆子艺人潘朝绪(绰号‘大闺女’，枣梆艺人尊称他为‘潘师爷’）来到方庙（原属郓城县，现划属梁山县）与南旺（位于汶上运河畔，与嘉祥县接近）之间，正式收徒传艺，这里便成了枣梆的发祥地。”

周贻白在《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中也记录了山西上党梆子传入鲁西南的情况：清代光绪初年（1875~1884），山西遭到灾荒，一些职业戏班多往外省谋生，有一个上党梆子“十万班”（山西壶关县的戏班）到了鲁西南的郓城、南旺一带演出了一年多，给这一带的观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不久，便有山西人潘朝绪（绰号“大闺女”）到郓城、南旺之间的方庙、邬官屯传艺，成立了第一戏班“义盛班”。其所授生徒，多为山东本籍，而所唱声调为“上党宫调”。

“上党宫调”传入鲁西南后，学唱者多为本地人，由于受到当地方言的影响，演唱风格也发生一些变化。他们在演唱的过程中，不断地学习和吸收山东本地剧种的精华，又融合了一些当地民间小调的风格，就逐渐形成一种独具地方特色的剧种，人们就起了“梆”这么个名称，意即本地的“山西梆子”。

据光绪末年出生于山东的“梆梆”艺人王新鼎（黑脸，艺名“大金鸽”）回忆：当年“梆梆”在当地也曾沿用过“潞安宫调”及“泽州调”等名称。“梆梆”的唱腔音乐属板式变化体，板式有大花腔、二板大花腔、慢板、落二板、二八铜、流水板、垛板、二犯、倒反拨、一串铃等。演唱时用本嗓与假声相结合的唱法：红脸、黑脸的唱腔尾音用“立嗓”翻高八度，发出“讴”或“啊”音；小生、小旦的“立嗓”尾音，发“咦啊”声。唱词的韵脚，仍然保持着浓厚的山西方言特色，有时“天仙辙”与“苍桑辙”混用，唱来十分自然。伴奏乐器有头把、二把、三把，均为拉弦乐器。“  梆”的传统皮黄剧目有《天水关》《取巴州》《沙佗国》等，就是由上党皮黄传过去的。从山西“上党宫调”流入菏泽、巨野一带算起，“  梆”在鲁西南的流传至少也有200多年的历史了。

当地人还流传着，在20世纪60年代，菏泽专署梆梆剧团去参加山东全省戏曲汇演，在审验节目时，时任山东省委书记的舒同（一说为谭启龙）同志发现这个读为“”字的“山西人”合体生造字难以辨认，又因为剧团击节所用的梆子为枣木制作，所以他建议用谐音字，改“”为“枣”，从此，这一剧种就正式定名为“枣梆”。

“枣梆”是在山东土壤上成长发展起来的一个新的剧种，现已成为山东传统地方戏曲剧种之一。有人统计，枣梆戏鼎盛时期，剧目有300余种，现在整理出来的传统剧目已有80余种。多少年来一直深受菏泽、郓城、巨野、鄄城、梁山等地群众的热爱，现今已成为鲁西南一带非常流行的剧种。虽然在地域上“枣梆”与“上党梆子”远隔千里，但从历史上看，却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这就和清朝乾隆年间，安徽四大徽班进京，与北京的昆曲、汉剧、弋阳、乱弹等剧种融汇之后演变成“京剧”的历程如出一辙。1963年，菏泽地方戏曲剧院枣梆剧团曾到山西上党地区巡回演出，与当地上党梆子剧团的演员们互叙根由来历，观摩演出，交流经验。

一般来讲，群众基础、经济基础和文化基础是戏曲发展的三大要素。可以说，“上党梆子”的诞生与清初上党地区商人所创造的辉煌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枣梆”的形成与发展，也得益于上党商人在鲁西南地区创造的繁荣的经济环境，而商业的发展壮大，为鲁西南的文化振兴提供了深厚的经济基础。正所谓“经济搭台，文化唱戏”，毋庸置疑，“上党梆子”和“枣梆”的发展都体现了经济基础和文化建筑的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