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好哭了”，这是从剧场走出来的观众对话剧《晋绥儿女》的浅层次评价，却也是最直观的感受。哭，是人们在故事和情节推动到极致时的自然情感外露，其背后代表着剧中人物设置合理、人物特定情境发生时的心理动机有理有据有序推动，触及了人类共同情感。

人类共同的或者共通的情感是什么？反映到剧中，是王运波拖着残疾的腿，走向运粮的山高水长，为了保住粮食而献出了生命；是为了打通运粮道路，几百名战士全体牺牲在小南山的战役中后，亲人们来拣起了一件又一件棉衣……国难、族难，是每一个人背负的责任，剧中人作出的选择全部基于这样的情感。

这些走在“吕梁山高，汾河水长”中的人，都是小人物，小女娃王玉梅是，李家窑的李清河、李家宝是，巡检司的王运波、徐全有也是，正是这些小人物累积起来，形成了强大的力量，影响了战争走向，也影响了历史走向。

他们生活的时代，是我们历史上最关键的生死图存时期，他们生活的地域，就在我们广袤亦贫瘠的晋西北。荒凉的大山里，雄风劲吹，河水流淌，大事件来临时，每一个小人物都没有退缩，而是迎难而上。

话剧《晋绥儿女》的故事发生在解放战争时期，晋绥边区成为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的临时驻地，同时晋绥边区还是当时西北野战军唯一的后方。作战所需要的粮食和大批物资，除战场缴获外，都需要通过晋绥边区来运送。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机关、学校、地方部队2万余人的粮食供应也主要从晋绥边区调运。边区领导从晋中、晋西南直至河北和河南购买调运粮食，采用接力运送的办法运到陕北，基本解决了西北野战军和各党政机关的粮食供应。晋绥边区还承担了西北野战军的大部分军服、军鞋供给。晋绥边区保卫了陕甘宁边区的安宁，保障了延安与各解放区以及苏联的往来通道，支援了整个解放战争，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付出和牺牲也是巨大的。

全剧从两条线展开，一条线是普通人民为了运粮要经过的波折，另一条线是情感纠葛中的两个男娃——徐全有和李家宝，他们从争争吵吵到双双牺牲在战场的经过。两条线的目的是一样的，要把粮送到陕甘宁边区去，两条线的内核也是一样的，在战争年代，不论离战火有多远，都会有为民族解放、为改变命运的全力以赴。

两条线交错进行，却又不可分割，矛盾纠葛因特定的人物设置出现戏剧化、喜剧化和悲剧因子，让观众获得第一重赏戏的愉悦。又在一个矛盾解决之后马上递增下一个矛盾，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开花后，又要有适当的反转，并不时传递出正确的价值观来，让观众获得第二重的赏戏愉悦。编剧用编剧技巧和真实情感，编织出一张密匝匝的网，让人在经过酣畅淋漓的情感冲击之后，等回到家中再回味，他起心动念是要给你复述一个故事，一个晋绥边区的故事，这已是第三重赏戏成果了，看山还是山。

史书上写下的事件都是大事，记下的人都是大人物。我们的文艺作品在很长的时间段里，也关注战争本身，却未关注到战争中的晋绥边区，未触及到此时奔波在山水迢遥中的生动表情。所幸今天有了这么一部话剧，我们借这样荡气回肠的剧情，回返历史现场，去寻找那些失去了名字的英雄，去打捞那些注定不被人铭记的话语、模样、手势、爱恨和奉献。

伞头秧歌、临县三弦，作为地域文化元素对地方背景的衬托，是如此相得益彰，那就是晋西北人们骨血里的东西，扩而展之，那是中华精魂，是千百年来我们勇往直前永不退缩的写意代表，包括版画式的整体舞美，都是承袭传统文化的抒情性和写意性的艺术外化，也是精神外化。

大背景是历史浩荡，小切口传递民族精神，可感可触亦动人的小人物的情感，满足了人们的情感需求和审美愉悦。无疑，《晋绥儿女》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