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86岁的王爱爱老师一起座谈时，我忍不住流出眼泪。

在我的记忆里，还没上小学，我就跟着长辈看戏。演出大多在传统节日的庙会上举行，我有时牵着奶奶的手，在宽阔的场院里坐着看；有时被爸爸、妈妈放在戏台侧幕条边站着看；跟着姥姥、姥爷走亲戚时，也随时随地看戏。除了这些较为正式的观戏经历，街市店铺里播放的是戏，车上磁带中放的是戏，电台、电视节目里也有很多戏曲内容。戏曲成了我童年生活中重要的陪伴。家乡流行的梆子、秧歌、耍孩儿、道情、二人台等七八种戏曲剧种，就这样深深印刻在我的心里。尤其是晋剧，在跟随长辈们看戏时，他们会随口分享自己的看戏经历，也会随时讲讲戏的精妙之处、演员的过人之处。因此，从毛毛旦、说书红、丁果仙、牛桂英、程玉英，到郭兰英、王爱爱、马玉楼、田桂兰、武忠、郭彩萍、宋转转、谢涛……几代戏曲名家构成的艺术谱系，就在家族三代人的记忆中传承下来。

一

与这些艺术家相关的团队中，“山西省晋剧院”就是从小印在我脑海里的一个。多少年后我成为一名戏曲研究者，每每再看晋剧院的戏，总能勾起我对长辈们的所有记忆，我的研究自然也吸纳并延续了长辈们的戏曲评说。因此，我一直坚信，在基层的戏场里，那些不怕风吹日晒的观众，是戏曲最重要的评价者；那些不惧雨雪影响的演员，是最伟大的艺术家。尤其在山西，最好的艺术家一定会在最基层的庙台上，演出他们最拿手的作品；而最好的观众一定会在家族血脉里，构建起一个剧种艺术家形成的知识体系。这是山西戏曲的特质，也是山西人的福气。

王爱爱老师8岁登台，至今仍然活跃在舞台上，有着“晋剧皇后”的美誉。她的“爱爱腔”更是上世纪60年代以后晋剧舞台上影响最广泛的新流派之一，她演出的《明公断》《打金枝》《算粮登殿》等经典名剧，成了几代晋剧观众永久的念想。见到王爱爱老师，幼年时代在家乡庙台上观看“爱爱腔”演出的记忆，源源不断地涌出来，而她所讲的每一句话，都表达着对于晋剧、对于山西省晋剧院命运的忧虑和质问：

“戏曲是咱们的命脉，但一定要面对现实，考虑孩子们的生存。”“戏曲繁荣发展要腾飞，没有了人怎么腾飞？”“我们花了近二十年时间培养出的人才养不住。”“目前的学生们是剧院的中流砥柱，我心疼他们，一个月两千块，连恋爱都不敢谈，节假日跑外卖、送快递。”“把晋剧院和学校合并，能给国家减轻负担、节省财政，但工作不对口。”“晋剧院这些年换了八九任院长，我深深感到剧团的难，一难是现在缺人才，没人，戏不好看，有人，剧院又养活不起。”“山西是戏曲大省，大省连培养人才的戏校都没有。”“相关部门要关心基层，既要让演员发挥余热，也要让他们干得有信心，第一考虑要对院团爱护一点……”

她一次次地提到“晋剧院”，也一次次冲击着我记忆里与晋剧相关的每一个美好瞬间。这个成立于1959年、曾经九进中南海、有着几代完整传承的剧院，自2020年事业单位改革以来，从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转隶至教育系统，接受山西省教育厅业务指导。先是与山西省艺术职业学院合并，之后又与山西旅游职业学院等其他8家艺术院团、戏剧研究所合并，拟组建“山西文化旅游职业大学”。2024年，剧院全年经费缺口共计2994万元，其中人员经费缺口占比超过88%，劳务派遣人员年人均工资3.88万元。尽管有国家推进的200场惠民演出和剧院在基层影响力带来的近200场商业演出，但这依然无法填补经费缺口。资金不足和长期的低收入严重限制着剧院发展，人才流失断层和艺术质量下降问题愈发突出，大量时间的下乡演出也制约了文艺作品的创排。在2025年山西省晋剧院提供的一份情况介绍里，剧院希望解决编制困境，尽快启动人才招聘工作；希望强化公益属性，加大经费支持；希望省级主管部门给予支持，确保剧院保持晋剧创作生产引领者的优势地位。剧院的期待，其实都体现在了王爱爱老师所说的每一句话中。

山西省晋剧院是在国家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背景下率意改革出现的典型个案，尤其是艺术院团与职业高校的合并形式，导致“文化厅不要，教育厅难管”的局面，使其成了院团体制改革中的“烂尾工程”。那这还是几代观众心目中神圣的剧院吗？想到这里，作为一个普通的观众，不能不为之泪流。

事实上，自21世纪以来，戏曲院团体制改革不断推进。虽然出现了不少成功的个案，但各地至今仍然存在着大量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也是戏曲院团体制改革需要进一步深化的原因。院团体制改革伴随着“阵痛”，让关心传统文化的人们，对戏曲所面对的生存困境和发展危机，一次次充满忧虑。山西省晋剧院所面临的尴尬处境，险些在河南省豫剧院近年的发展过程中被全部复制。

二

如何让这些剧种的代表性院团，让这些在全国戏曲界享有盛誉的艺术名牌，始终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引领者和代表者，这其实是一个重要的文化命题。答案可以有多种，但让戏曲从业者、让戏曲院团葆有职业尊严，让戏曲千年以上的艺术传统葆有文化尊严，这是应该首先做到的。

在中国戏曲院团中，众多省级代表性院团基本上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建立的。在70多年的文化建设中，这些院团凭借不断积累的艺术创造成果，承担了党和国家不同时期的文化使命，推动了戏曲事业的不断发展，实际上成为展示国家文化形象的重要载体。而扎根在西安、影响整个西北地区的秦腔三意社、易俗社，更是世界少有的百年剧社，其文化价值不言而喻。三意社创建于1895年，易俗社创建于1912年，作为百年老社，两个剧社拥有大量大师名家、数以千计的经典名作，凭借百年来的艺术影响，让秦腔始终居于中国西北地区多民族艺术审美的主流。特别是易俗社以“辅助社会教育，启迪民智，移风易俗”为宗旨，将戏曲传承训练、文化教育与创作演出实践充分结合，成为20世纪中国社会时代转型时戏曲艺术主动寻求变革的先行者。易俗社见证了中国社会百年进程，也通过它的百年艺术史保存了一个多世纪以来中西文化交汇中，民族化戏曲艺术体系建构的所有细节。

不过，自21世纪以来的相关改革过程中，两个剧社同样经历了过山车般的跌宕起伏。如今，两个剧社隶属于西安曲江文旅，成为旗下的基层国有企业。它们虽然拥有优势文化品牌、丰厚文化资产和巨大艺术潜力，但这些优势远未发挥出应有价值。以易俗社2024年度演出为例，其在基层市场演出超过300场，开展的各类惠民和服务演出也超过300场。然而，剧社仍面临工资水平较低、人员队伍不稳定、演出收入难以维持生计等诸多问题。尽管大量演出吸引万人聚观，可这些收入既无法保障剧院的基本运营，也对艺术创作的良性发展造成了阻碍。不仅如此，易俗剧场、办公展览空间都不属于剧院的独立资产，剧院排练演出时需要向剧场支付场地费用，这导致剧院归属感严重缺失。在调查中，易俗社的受访者用“求人拜佛找生活”来形容目前的体制定位。显然，这种状况与“易俗”品牌所承载的传承、创作、研究、推广等事业任务，难以实现匹配。

三

在2007年政协陕西省九届五次会议上，作家陈忠实作为第一提案人，约集数十位省政协委员，提出《关于保护中国百年历史文化名牌“西安易俗社”的几点建议》（第61号），易俗社作为文化“名牌”的价值，格外突出。这与2006年易俗社剧场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西安易俗社被命名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的举措一起，呼应着社会各界对于这个名牌院团的期待。但是，多年积累下的问题，依然让易俗社的从业者多年来一直渴望“顶层设计”，希望在职业身份上能够拥有更多自主的发展空间。围绕易俗社在体制机制、传承创作等方面的要求，相关工作需做到既要市场惠民，又要剧场创演；既要文化保护，又要艺术传承；既要社会推广，又要公益服务。因此，易俗社与众多代表性院团，不论国办还是国企性质，都很难跳出体制思维，也深受体制身份困扰。

在多年来的戏曲院团体制改革中，职业“身份”始终是萦绕在戏曲人心头的重要问题。戏曲人之所以如此看重“身份”，是因为在戏曲发展历史上，戏曲有过漫长的身份低微阶段。从20世纪以来，陈独秀所说“剧场者，实普天下人之大学堂；优伶者，实普天下人之大教室”，让戏曲的职业身份有了崭新的人文定位；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戏曲作为《新民主主义论》所指出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说“文武两个战线”中“文化战线”“文化的军队”的重要内容，成为党领导文艺的重要载体，戏曲由此有了翻天覆地的艺术定位。今天各省市区众多剧种的代表性院团，实际上是历经不断定位后，用艺术和时间锻造成的国家文化名牌。院团体制改革，应该把困扰这些名牌、不利于这些名牌发展的各种因素革除，促进其发展。惟其如此，才会让这些绵延既久的文化名牌，真正彰显国家形象，真正展现中华文明的典型创造。

郭汉城先生曾评价中国最古老的剧种莆仙戏：其价值等同于中国文化价值，而秦腔的易俗社、三意社、陕西戏曲研究院，晋剧的山西省晋剧院，豫剧的河南省豫剧院等戏曲剧种的代表性剧院团体，它们的价值，亦同此类。在上万个戏曲院团中，这些院团的艺术价值与文化价值是不可替代的。不能保证其身份的明确，将其视作奔波于市场演出的一般团体，最易损害的即是这些院团已经拥有的文化之大、艺术之强。

2021年，陕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的《陕西省秦腔艺术保护传承发展条例》，以七章四十五条款，给予秦腔及陕西戏曲艺术全面的保护。其中有25条针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责任和工作，高度凸显了“政府”在保护传承戏曲艺术方面的主体作用。戏曲融入中国人的生活，戏曲生存发展得好不好，需要在国家保护的基础上，实现地方的“在地化”管理。实事求是地解决剧种、剧团面临的风险困难，保障戏曲传承群体的职业尊严和创造活力，努力实现戏曲院团分层分级的定位和引导，做到“一剧一策”，乃至“一团一策”，将戏曲工作做细、做实、做强，戏曲才会真正发挥百年来的文化定位，才会为文化强国建设带来新成就。

擦亮戏曲名牌，首先要保存住这些名牌。保住了易俗社、三意社、山西省晋剧院、河南省豫剧院这些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戏曲名牌，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针对戏曲前所未有的各种利好政策，才算得到了真正的落实。到那个时候，戏曲界、文化界或许还会流眼泪，但这显然是文化真正做强后，欣慰的、喜悦的眼泪。

（作者系中国戏曲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