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撒”评论丧失了对历史、对人民、对艺术、对美学的基本尺度与基本尊重，无形中沦为一种肆意宣泄个人情绪的精神呓语。

文艺评论正应当在洞幽烛微中见功力，在金声玉振中显品格，在“为时而著”“为事而作”中彰显责任感和使命感。

唐代诗坛有一段令人神往的邂逅：年逾八旬的贺知章，这位号为“四明狂客”的朝廷重臣，在长安酒肆与四十二岁的布衣诗人李白相遇。那是天宝元年夏日的某一天，庙堂元老与白衣书生一见如故。

当李白呈上《乌栖曲》，贺知章已捻须称奇；待《蜀道难》展卷，贺知章未及读完便拍案叫绝、击节赞叹，直呼李白为“谪仙人”。最令人动容的是，贺知章解下象征官阶的金龟，用来换酒以与李白共饮，这一豪举既彰显其爱才之心，更映照出盛唐诗坛的名士风流和骚人风骨。

从文艺批评史的角度审视，贺知章提炼的“谪仙”之誉，堪称是一个经典的精妙品题。“四明狂客”果然人如其号，当得起一个“明”字：先见之明从而识得诗仙风采、知人之明从而洞见诗学真髓、正大光明从而彰显批评胸襟、是非分明从而体现学术操守。这种“狂而不妄”的批评品格，既有准确肯定的眼力，也有推举后辈的热忱；既不失文人浪漫，又保持了精准的臧否准绳。而这，也恰是当下批评界所亟须加强的一种批评态度。

反观某些沉溺于“极我主义”窠臼的文艺评论者，可概括为“四撒”病症：一是“撒娇式批评”，以矫揉造作的语气博取关注，将严肃的文艺讨论降格为情绪表演；二是“撒泼式批评”，借酷评暴力把批评场域异化为表演擂台，将学术争鸣异化为一团鸡毛的狠话混战；三是“撒花式批评”，以无尺度、无原则的溢美之词，堆砌成虚假的繁荣幻象；四是“撒赖式批评”，观点反复无常似墙头之草，昨日曾盲捧，今朝又棒杀。

“四撒”评论丧失了对历史、对人民、对艺术、对美学的基本尺度与基本尊重，无形中沦为一种肆意宣泄个人情绪的精神呓语。曾有评论者对经典作品进行刻意解构，将《红楼梦》中的悲剧意识曲解为“小资情调”，把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济世情怀矮化为“功利主义”和“道德表演”。这种博眼球式的所谓评论，既割裂了文本的整体性，也消解了评论应有的精严裁量。细察当下评坛，类似乱象依然时有耳闻：

常见“撒花式评论”的荒诞。比如某流量明星出演一部某某影片，粉丝团集体刷屏点赞，吹嘘其“演技已经封神”“表演可以碾压老戏骨”。试问，当严肃的评价变成了粗暴的流量竞赛，这种撒花“评论”价值何在？

至于“撒赖式批评”，我倒是想起某些“专家”对现代经典作家的所谓重新评价。比如以“过度神化”为由贬损其价值，接着又调整口径进行“辩证分析”，进而又用“时代局限性”的借口抛出“某某已过时”的论调——这种学术版的“变脸”表演，活画出一幅“常有理”的人物漫画。

更有咄咄怪事，某网红在谈及一部抗美援朝题材的战争电影时，竟然声称战争场面过于惨烈，并呼吁用唯美和浪漫进行置换。这类“撒娇式批评”，其“小心心”过于脆弱、“小机灵”过于浅薄、“小脾气”也过于矫情了。

另外也有“撒泼式批评”，将文学讨论异化为道德站队，背离文艺评论的初衷和本真。比如某“网络大V”对某作家作品的激烈声讨，并不是基于文本分析，而是以“抹黑民族”“取悦西方”“崇洋媚外”等大帽子进行语言攻讦……

凡此种种，与贺知章“金龟换酒”所彰显的批评品格形成鲜明对照。此时此际，我们或许更应重温“四明狂客”的评论之道——既有激赏真知的热情，更有惺惺相惜的灵犀；既有去伪存真的慧眼，又有仗义执言的胆识。他以金龟换取的不仅是酒、不仅是诗家的豪情、不仅是文人相重的襟抱，也是文艺评论所应有的宝贵的担当和态度。

贺知章去世之后，李白曾写诗深情感叹：“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金龟换酒处，却忆泪沾巾。”高山流水，知音难得。文艺评论正应当在洞幽烛微中见功力，在金声玉振中显品格，在“为时而著”“为事而作”中彰显责任感和使命感。众声喧哗的评论生态圈啊，劝君莫作“四撒狂客”，同时，我也更热切地呼唤，呼唤兼具温度与深度的谠论清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