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城秧歌戏，俗称翼城秧歌、干板秧歌，是民间舞蹈派生出来，流行在当地和浮山、绛县、曲沃、襄汾等县的一个小剧种。 

说起秧歌的渊源，《辞海·艺术分册》做了诠释：“秧歌起源于农业劳动，是我国汉民族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民间舞蹈形式，主要流行于我国北方地区。”其名称均因流行地区而得名。如陕北秧歌、东北秧歌、晋中秧歌、沁源秧歌、霍州秧歌等等。翼城秧歌亦不例外，相传它于明朝中叶，在翼城县的故城、南常、冶中、孝义等村兴起，逐渐扩大到当地及邻县。那时，每逢年节，乡民在跑旱船、踩高跷之后，便接着边舞边唱一段民歌小调。随着历史的延续，艺人们把民歌的精华部分，加以发展，逐渐形成一种“地摊子”秧歌形式(俗称“小场子”)，配以锣鼓，唱着带有故事情节的民歌。到了明朝末年，由“地摊子”搬上大舞台，有了人物角色，形成了民间小戏。这一时期，故城等村，相继成立了不少季节性班社，人数多达五十余人。农闲集班串乡演出，农忙散班回家务农。到了清初，翼城秧歌戏，在伴奏乐中增加了鼓、板、马锣、小钹、梆子等，又从其他戏曲中移植了一些袍带戏。至公元1667年左右（康熙年间），翼城秧歌戏班，在全县发展到五十多个，景象十分繁荣。到了十九世纪，生、旦、净、末、丑，行当齐全，锣鼓经也较为丰富。有的班社，还跨越县境演出，同兄弟剧种在艺术上互相交流，吸收大量艺术营养。 

民国初年，由于蒲剧、眉户在晋南剧坛上，占据优势，翼城秧歌戏，无力抗衡，加之军阀混战，百姓流离失所，许多班社则转为家乐，仅在本村活动，有的则停止演出。 

建国后，翼城秧歌戏获得新生。1958年至1961年，县上组织文艺工作者，革新创造，给其配备丝弦伴奏，排演《四化带来新气象》，参加晋南专区汇演，得到认可。1979年，翼城县又组织文艺轻骑队改革音乐，使秧歌戏唱腔更加委婉明快，优美动听，并排演了歌颂“四化”的新节目，如《煮机器》等，受到广大群众的高度赞扬。 

翼城秧歌戏，属于“三小戏”，剧情简单，词句通俗，语言流畅．活泼风趣，乡土气息浓郁，具有诙谐幽默、轻松愉快的特点。在表演程式、舞台艺术上，简易朴实；音乐唱腔，相对较为丰富，既有高爽音调，又有缠绵旋律；词律以四、六、七、八、十二字句为对偶，词句以七、十字居多。从现有的十个曲调中可分两类：一类是“平板”、“催板”、“踩板”、“跌板”、“跌折腰”、“走流水”、“高腔”等四句体结构的板式，属一板一眼或有板无眼。这种唱腔，主要表达欢快、高昂、柔美、热烈等情感。另一类是“哭板”、“慢板”、“介板”等板式，前两种是一板三眼，“介板”属散板，为自由节拍。此类唱腔，表达悲愤、忧虑、苦愁、哀怨等情感。 

翼城秧歌戏传统剧本，相传有十二本，二十八回。流传下来的本戏有《金瓶梅》、《花云寺》、《花玉带》、《彩球记》、《钗环记》、《巧姻缘》、《青峰山》等七大本；回戏有《三对面》、《下书》、《送头》、《观灯》、《秦雪梅吊教》、《骂官》、《卖水》、《击掌》、《走旱船》、《小姑贤》、《双锁柜》等二十个。大多反映民间家庭生活。其中，代表性剧目是《巧姻缘》、《渡林英》、《杨八姐宿店》。 

翼城秧歌戏的艺人，清末以前有小旦王泽元、小丑南茂生、老生李立福、花脸张长福等，均较有名气。后来又有须生马道元、小旦戴迎春、彩旦李九河、鼓师杨根良，也受群众好评。1980年初，县文化馆又培养了马凤英、李林、陈永秀、杨玉娥、张笃志等一批较好的青年演员，为改革发展翼城秧歌戏，后继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