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央歌剧院创排了原创歌剧《我的母亲叫太行》。作品由胡绍祥、俞峰编剧，常平作曲，王湖泉执导。

 歌剧《我的母亲叫太行》讲述了那段“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悲壮历史：太行山下的一处村落，百川原本一家七口，父亲兄长侄子三人死在鬼子的屠刀下，嫂子被逼疯。百川报名参军被妻子春兰阻拦，二人僵持，百川娘应允，等春兰生下孩子就放百川去参军。春兰怀孕待产，百川去镇上为即将出世的孩子打长命锁。八路军王长胜在运送情报途中被鬼子追赶，千钧一发之际得到春兰和百川娘搭救，幸以百川的身份躲过了搜捕。百川外出归来，为保护八路军王长胜不被拆穿而隐瞒了自己的身份，被鬼子当作八路军缉拿。百川过家门而不入，在敌人的屠刀下与母亲、妻子诀别。春兰生下孩子，不再等待，投奔革命。

这是一部革命历史题材歌剧。从剧本的文学创作方面来看，首先，在选题上以太行山下一个平凡的农户家庭为对象展开创作。编剧将视线放在普通人身上，回避了那些令人耳熟能详的抗日人物和事迹，回避了纪传体或报告文学式的写法，以观众陌生的、全新的人物设定，讲述全新的故事。这种方式便于剧情的展开和戏剧冲突的层层推进，令观众耳目一新。其次，全剧人物设定精简，便于在短短百余分钟内将戏剧冲突有效地组织和展开。剧中围绕春兰、百川、百川娘、王长胜这4个主要人物，搭建了一个看似简单却层次分明、脉络清晰的戏剧结构。第三，在文学写作上戏剧意识较强，主要围绕参军抗日这条主线进行推进，其间巧妙地交代了各种人对参军的顾虑和看法：个别人以“鬼子没杀我家人”为由抗拒参军、消极抗日；百川报名参军春兰反对，因“家里再也死不起人了”；百川娘让百川为马家留下后代再参军；直到最后，春兰觉醒，主动报名参军。剧本以丰富曲折的情节，接地气的叙述方式，再现了普通农民根据各自的利益、观念和立场对参军抗日所做出的不同反应。再通过一系列戏剧性事件的叙述，如百川爹在修炮楼时被鬼子打死，哥哥参军牺牲，年幼的侄子被抢粮的敌人活活捅死，嫂子被逼疯，百川为掩护八路军死在鬼子的屠刀下，百川娘因悲痛离世等，把战争的血腥、极端和残酷性层层推进，赤裸裸地展现在观众面前。剧作家在创作中将这段抗战历史生活化，将普通老百姓的形象立体化，逻辑合理、故事精彩，揭示了以春兰为代表的普通群众走上抗日道路的必然性。但剧本仍有一些可完善之处。例如，在歌词的创作上，个别宣叙部分的唱词略显直白。在情节上，如能将春兰内心对于参军想法的阶段性向观众展现，则能使剧情更为流畅和丰满。春兰的遭遇揭示了国破家不保、有国才有家的道理，如仅将春兰参军的动机描述为达成个人复仇的愿望，似乎使参军的意义受到稀释。

歌剧是一门综合性的舞台艺术，其音乐创作的重要性自不待言。本剧虽讲述了一个乡土环境下的抗战故事，但作曲家在音乐创作中没有刻意使用过多的民族音乐元素，只是在个别段落运用了山西民歌素材。作曲家将地域性的音乐元素解构，再融入音乐情感的表达中。相对当下不少歌剧在音乐创作中所呈现的歌曲化样貌而言，这部几乎没有以“土洋结合”为主要创作手法的歌剧，在音乐写作上具备了一定的歌剧化思维。作品在第一幕的开头就呈现了音乐上的戏剧动力。作曲家采用较为连贯、有机的音乐语汇，运用动机贯穿的发展手法来刻画人物，叙述抒情，同时推进情节的展开。这些动机能够与人物的情感抒发和戏剧性表达相互呼应。如第二幕，以大段篇幅和感人的音乐抒发描写百川在生死关头对母亲、妻子和孩子的无限深情，并给男高音以酣畅淋漓的声乐表现。第三幕，乡亲们为百川和百川娘下葬时的合唱段落也是本剧音乐上的亮点之一。这段合唱并非仅仅作为色彩调配或情绪渲染的元素使用，而是为表达群众情绪和诉求，承担了塑造音乐群像的作用。相对于人声部分而言，作曲家对器乐部分的交响性和戏剧表现力的把握更胜一筹，整部作品在节奏多变、色彩搭配等方面都有亮点。总体而言，本剧在对音乐素材的多样化把握和整合上、对叙事场面和音乐性伴随的写作上、对乡土生活题材与音乐表现的协调性等方面还有修改的余地。

大型原创歌剧《我的母亲叫太行》所描述的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作品以朴实的故事再现了抗日战争时期普通农民心中的家国情怀、军民鱼水情、骨肉亲情和夫妻之爱。不容置疑，全球化大环境推动了人的世界意识和对外了解渴望的增长，在国外知名音乐团体纷纷访华献艺、国内大举引进西方经典名作和流行戏剧的当下，中国原创歌剧出现了这样一部没有高官精英、没有豪言壮语、没有谆谆说教的中国抗战题材的歌剧作品。这部作品的创作背景和内涵，让观众自发地“正襟危坐”。除了情感上的共鸣之外，还使我们获得了某种深刻和严肃的启迪、感悟甚至教化。无论沧海桑田、社会变迁，中国人皆知“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的规则。歌剧《我的母亲叫太行》以拳拳志士的爱国心来为抗战献礼，以数名“小人物”的“大境界”来展现凝聚在我们这个历久弥新的伟大国度的精神资源之一，正是这种永不衰竭的家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