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艺术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最为杰出的代表之一，讲清楚京剧艺术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脉络、基本走向，既是学术研究的基本任务，也是增强文化自信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好当代京剧的重要前提。

回望京剧近200年发展历史，像延绵不绝的山峦，总能看到几座矗立的高峰，它们象征着某个时代京剧艺术达到的高度，也引领了京剧未来发展的走向。这样的高峰，是具有标志性、里程碑式的杰出京剧艺术家铸造的。由近至远，首先是“十七年”时期的李少春。他是导演制、整体戏剧观逐渐定型的背景下，“开一代演剧新风”（朱文相语）的一面旗帜，对当代京剧舞台艺术影响深远。民国时期，角儿制成熟，古典的京剧艺术面临进入现代社会的转型，这种背景下诞生的梅兰芳，是流派艺术繁荣和京剧艺术从传统迈向现代、走向世界进程中的杰出代表。清末民初，“咸与维新”的社会思潮下，号称“梨园汤武”的谭鑫培是晚清京剧变革时期的一座丰碑。程长庚，则是京剧创始时期最为杰出的梨园领袖，内行尊为“大老板”，学者论之为“京剧鼻祖”。历史越久远，镜像越模糊，京剧初步形成之际，程长庚的历史贡献究竟如何，是我们探讨京剧史绕不开也必须弄清楚的话题。

众所周知，皮黄艺术起源于以安庆籍演员为主的徽班，自乾隆五十五年徽班进京皮黄声腔就正式入驻京城，但只有皮黄变成了京皮黄时，才算得上京剧的形成。在这脱胎换骨的蜕变中，皮黄艺人群体都做出了贡献，而程长庚个人的作用尤为突出。民国时期京剧史著作中，就有“言长庚，犹文家有韩欧，诗家有李杜，人人视为标准”（《梨园佳话》），“适当京剧创成时代，率众山而成极峰，以为驾驭群雄之霸王，又终身主宰四大徽班之一之三庆班，现出罕见之事务才干，遂称彼为开山祖师与鼻祖也”（《京剧二百年之历史》）等等提法，但谈得笼统，仍有进一步予以明确的必要。个人认为，除了作为杰出的戏班组织者、管理者、创办科班培养众多名伶的教育者，程长庚还对皮黄艺术的规范、提升和开拓，推动京剧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一、对皮黄音韵的规范。声腔是剧种的核心要件，而戏曲声腔的本质是“依字行腔”，所以字音的调值和声韵又是声腔的决定因素。徽班自进京以后，就开始了“联络五方之音，合为一致”的融合（这包括以皮黄为主体下的各种声腔融合和音韵的融合），可皮黄腔声韵的规范并非一蹴而就，徽班艺人、汉调艺人以及以张二奎为代表的北方艺人在咬字发音上都带有乡音，从而在北京形成以地域为特色的早期皮黄流派。程长庚虽然是安庆人，但精于昆曲，他将昆曲念字发音的中州韵运用到皮黄中，精研调声运气之法，形成了较为统一的念字发音方法，北京的皮黄音韵才建立起初步规范。在此基础上，程长庚运用他的天赋歌喉，膛音高亢而不乏沉雄之致，形成新的艺术风格。这对早期皮黄“时尚黄腔喊如雷”的质直平淡唱法有所改进，成为当时的典范，为孙菊仙、汪桂芬、谭鑫培后三鼎甲所继承和发扬。此后，谭鑫培继续将皮黄音韵的规范进一步强化和完善，京剧音韵才得以最后定型。

二、丰富提高了皮黄艺术的文化内涵和文化品格。皮黄是起源于草野之间的乡土戏曲，早期以玩闹戏、风情小戏、武戏为主，虽然带有自然质朴的风格，但也比较浅陋、庸俗，所以和雅部的昆曲相区别而被称为“花部”“乱弹”。道光初叶开始出现一些篇幅较长的剧目，但题材上不出家庭伦理、男女风情、武剧的窠臼，没有超越调谑、玩闹、喧杂火炽的乡土戏曲特色。道光中后期老生行崛起，开始丰富了皮黄艺术表现的题材内容。程长庚主持排演并主演了连台本戏《三国志》，还擅演《战樊城》《长亭会》《文昭关》《浣纱记》等吴越春秋题材历史剧，这些剧目表现恢弘壮阔的历史故事，塑造影响历史进程的英雄人物，篇幅较长，在体裁上类似西方的正剧、悲剧。这些历史剧取材于民间广泛流行的历史演义，无论是叙事还是人物形象，在久远的流播中已经深深打上民族文化和心理的印记。这使得皮黄艺术有了更深广的文化内涵，呈现出更大的气象和格局。

三、提高了皮黄艺术的美学境界。据相关史料记载，程长庚反对演员站台的陋习，也不允许观众起哄叫好，他以严正的态度对待所从事的艺术，并以自己的声望来影响观众。效果是很明显的，《异伶传》说他：“独喜演古贤豪创国，若诸葛亮、刘基之怆，则沉郁悲壮，四座悚然。乃至忠义节烈，泣下沾襟，座客无不流涕。”茶园里那些曾为小旦痴迷如醉的观众，此时折服于程长庚的艺术，情感受到深深的震撼，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也让人感慨伟大艺术家对大众审美的引导作用。程长庚擅长扮演关羽、伍子胥、鲁肃、陈宫等人物形象，皆堂堂正正的英雄豪杰、伟岸大丈夫，他能将这些人物演得栩栩如生，加上唱腔慷慨质朴又沉雄自然，使得其艺术具有文学史上“建安风骨”的美学特征，风格上颇类孟德之诗——“如燕赵老将，气韵沉雄”。这种有筋节、有风骨的新的皮黄艺术登上了大雅之堂，成为梨园正音。这是皮黄成为京剧，并得以冠上“国剧”的最为重要的美学前提。

程长庚为京剧艺术的形成做出这样的贡献，是与其崇高的人格分不开的。他是古代社会身份低微的优伶，但他自尊自重，处于内忧外患日益深重的时代，时时抱有家国之忧。有史料记载，程长庚目睹咸同之际朝政日非、民众苦难深重，而诸贵人宴乐无休，不禁满腔忧愤，遂通过演剧言志。他说自己创演表现英雄豪杰、忠臣烈士的剧目是“泄吾愤耳”。由此可见，程长庚的艺术不仅是对当时现实的历史观照，也是其崇高人格的艺术化体现。舞台下，他急公好义，严于律己，与人交接有君子之风。可以说，程长庚是颇有儒者气象和文人情怀的一代伶圣。我们看他身处梨园而堂号“四箴”，用的是远祖程颐“视、听、言、动”四箴的典故，这不正是不忘祖训的纪念、时时提撕的自警吗？程长庚精湛的皮黄、昆曲艺术造诣，立身处世的儒者气象和文人情怀，造就了其一代宗师的地位，也通过其人格魅力和艺术魅力影响到皮黄艺术的发展，推动了京剧艺术的正式形成。

从程长庚到谭鑫培、梅兰芳，再到李少春，我们回望京剧发展史上的高峰，也不难看到这些高峰不是孤立突起，而是在众峰簇拥中凸显出来的代表者。程长庚的历史功绩，离不开同时期余三胜、张二奎、梅巧玲、徐小香、胡喜禄等著名皮黄艺人包括观众群体的贡献。正如丹纳《艺术哲学》所说：“因为有了这一片和声，艺术家才成其为伟大。”这些坐标式、里程碑式伟大艺术家，与同时期艺术家的艺术创作和大众的审美心理的关系，既有共振，也有引领。当我们回溯历史，缅怀程长庚在京剧草创时期艺术贡献时，更加迫切地期待契合时代精神并具有引领意义的新的艺术高峰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