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国经典喜剧被引入中国。除莎士比亚外，法国古典主义喜剧家莫里哀的剧作也逐渐被搬上了中国的戏剧舞台。如《太太学堂》（上海话剧艺术中心，2014）、《司卡班的诡计》（福建京剧院，2015）、《女才子》（法国马赛克里耶剧院，2018）、《无病呻吟》（法国南锡国立戏剧中心，2016）、《吝啬鬼》（法国兰斯喜剧院，2017）、《伪君子》（立陶宛国立剧院，2019）等。这些剧作中既有法国原版作品，也有中法合作又或是由其他国家带来的演出版本。

莫里哀与莎士比亚的喜剧虽同为喜剧且有着共同的起源与相近的文化，但还是有不少区别的。了解这些区别，把握好它们各自的审美特征，亦有助于我们在处理本民族传统戏剧时采取更为科学正确的态度。那么，莫里哀喜剧中究竟有哪些元素是属于其所特有，又有哪些元素跨越了时代与国界而具有不朽的艺术魅力？我们认为，莫里哀喜剧能流芳百世并成为可予今人利用的宝贵资源主要离不开以下几大关键：

根植于大众的民间性。莫里哀走上戏剧乃至喜剧创作的道路与他自幼便在长辈带领下经常前往新桥集市观看民间艺人表演有关。17世纪的巴黎，除为数不多的正规剧院演出外，大量的艺人表演都在各种集市上进行，比如走钢丝、杂耍、木偶剧、闹剧，以及由意大利艺人带来的假面喜剧等。正是这些原生态民间表演艺术的耳濡目染，才使得莫里哀会不顾父亲劝阻，放弃继承权，毅然踏上了戏剧这条充满挑战与艰辛的人生之路；也正是这些丰富的民间艺术的滋养，最终使莫里哀的喜剧成为了人类戏剧史上一笔丰硕宝贵的财富。

可以说，民间表演艺术是莫里哀一生从事戏剧创作的原始动力与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巨大宝库。纵观莫里哀的戏剧创作，几乎每部成功作品中都蕴含着来自民间艺术的丰富表现技巧与手段。如《司卡班的诡计》中，司卡班将主人骗进袋中痛打，为掩盖身份不断变换各地方言冒充有一帮强人；又如《吝啬鬼》中，雅克师傅在与阿巴公谈话时因身兼双职而故意根据主人交代的差使更换服装；再如《伪君子》中，爱米尔让丈夫奥尔恭藏在桌子底下亲眼目睹答尔丢夫对自己的非礼举止，而他明明可以现身阻止时却偏偏不肯出来……无论在主题还是在表现技巧方面，这些作品都统统打上了浓重的民间表演艺术的烙印，几百年来仍历久弥新。

敢于直面社会问题的当下性。戏剧艺术的最大特点除观、演共处同一时空的现场性外，还在于其表现内容所具有的社会性与当下性。无论是古希腊的欧里庇德斯、文艺复兴时期的莎士比亚，还是中国古代的关汉卿、现代的曹禺，他们的作品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其所处时代的种种社会问题。同样，莫里哀的喜剧在针对其所在的17世纪法国的社会问题时一样保持了直面的警觉态度和勇于讨伐的批判精神。如《太太学堂》揭示了当时法国妇女的教育及社会地位问题，《唐璜》揭露了贵族的腐朽与堕落，《恨世者》暴露了法国宫廷和巴黎贵族的道德沦丧，《伪君子》更是淋漓尽致地批判了教会的虚伪与狰狞等，其直面社会问题的创作态度与精神在今天依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深刻揭示人性的永恒性。和所有伟大作品一样，莫里哀的作品能传世至今也因其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同时更能随时代和观众的变化而不断创新。历史上曾有不少人批评过莫里哀戏剧中对人物性格的刻画，认为相比莎士比亚的剧作，这些剧中人不够多面、生动。其实，对真正好的人物刻画而言，深刻性比起多面性与生动性是更为重要也更为困难的，也因此，它不免带有着与生俱来的所谓“片面性”，这样的例子在世界文学史和戏剧史中并不少见。如莎士比亚的夏洛克、巴尔扎克的葛朗台、果戈理的泼留希金、雨果的卡西莫多等。在莫里哀笔下，无论是吝啬鬼阿巴公、怕戴绿帽子的阿诺夫、风流情种唐璜，还是执迷不悟的奥尔恭、伪善的答尔丢夫、害怕死亡的阿尔冈，无不深刻地显露出了人性的弱点、缺点乃至人性之恶，这些人物的深刻性与永恒性丝毫不输于任何一部伟大作品中的人物，其留给世界人民的印象同样难以磨灭，也正是因此，才使得莫里哀喜剧能为后人提供丰富的重新演绎的空间，从而也使其剧作具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当下性。

丰富多彩的艺术性。喜剧能成功超越时代和国家的界线还离不开其独特而丰富多彩的艺术表现技巧。纵观莫里哀的喜剧，其中民间戏剧的表现手法使其作品充满了人文主义时期以来一般喜剧创作所不具备的强大生命力；而古典主义戏剧的艺术手段又使其脱离了民间戏剧常见的低俗与无聊；二者的有机结合使莫里哀戏剧产生了屹立于世界剧坛近400年而不倒的独特魅力。其艺术表现手段主要包括：精心组织的情境设计、相对集中的情节安排、单纯而深刻的人物设置、生动有力的语言以及其他各种包括语言、动作在内的表现技巧（如重复、反问、双关等）和表演上令人目不暇接的种种动作等。

在今天看来，莫里哀喜剧为身处21世纪的当代戏剧家们提供了“旧曲新唱”最为根本的“曲谱”，与它是来自生活、来自民间的艺术是分不开的。剧作家只有了解和把握了今天新时代观众的所思所想及生活，才能创作出符合这个时代特点的新喜剧。所以我们得向莫里哀学习，不能忽视普通民众心系的主题以及他们喜闻乐见且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艺术手段，不能回避与时代、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问题。如前所述，莫里哀喜剧针砭的几乎都是其时的社会乱象与丑象，作家甚至不惜为此得罪权贵，但其作品却受到了普通民众的欢迎。其作品中对人性的深刻揭示是我们今天的创作仍值得效法的，其作品中留下的经典人物也为当今导演的再创造提供了很好的基础。法国戏剧导演吕多维克·拉加德曾说：“在拜读《吝啬鬼》的同时，我立刻就想到可以将它以现代的服装、舞美并放在现代背景下呈现出来。”他认为，莫里哀作品中的“金钱”主题在当今新自由主义社会的语境下已然成为了中心矛盾；其作品中着重表现的代际冲突在今天也是一个很好的戏剧主题。立陶宛导演奥斯卡·科索诺瓦斯在谈论其执导的《伪君子》时也表示，在立陶宛，他看到“伪君子主义”不仅存在于教会，还存在于人们用好听的语言去粉饰腐败堕落的社会现实中。我在一篇分析《吝啬鬼》这部戏的微信公众号文章上也看到，作者认为，如将莫里哀的主题放到今日的语境下观察，会发现剧作家所讽刺的人、事、物至今依然活生生地存在着。这也许是因为莫里哀所讨论的对象就是“人”本身以及由人和人所构建起来的社会中那种本性里存在的缺点与弱点。

综上，中外艺术家和评论工作者的这些观点，尤其是艺术家们的实践无不表明，莫里哀喜剧的生命力归根结底在于其与生俱来的民间性、当下性、永恒性与艺术性。如果今天我们的剧作家在自己的喜剧创作中也能很好地把握这些特性，又何愁创作不出优秀的作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