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新冠肺炎防疫的特殊时期，为了特定目的而创作的文艺作品，不可避免地具有“印迹鲜明”“题材集中”“主旨突出”“寓意明晰”等特征。比如，一批绘画作品扎堆表现以钟南山院士为代表的医护人员救治病人的形象，大量诗歌、音乐、宣传画、微视频等频繁表现“武汉加油”“湖北挺住”“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主题，在数量上可谓蔚为大观。纵观这些在短期内创作的文艺作品，其目的是为了对这场抗“疫”进行精神上的提振，传播众志成城的正能量。然而，我们还将冷静下来思考，在这场轰轰烈烈的疫情过后，这类“主题先行”的文艺作品是否还会有其持续的生命力？

这一追问，或许我们可以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的《致斐·拉萨尔》一文中找到启发。在马克思、恩格斯于1859年分别给斐·拉萨尔的书信中，对文艺创作中的观念与形式、功利与审美的辩证关系作出了极为精到的表述。在这两篇光辉的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斐·拉萨尔创作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提出了文艺创作“要‘莎士比亚化’不要‘席勒式’”的鲜明主张。所谓“莎士比亚化”是指尊重客观现实、尊重文艺规律，用形象思维、个性化艺术语言的审美方式去进行文艺创作的方法；所谓“席勒式”则是忽视艺术思维的形象性、情感性等审美特质，从一个抽象的观念出发去进行创作，往往表现为一种直白的抒发和议论的说教，马克思形容这只是“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文艺创作自身的特点与规律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们并不主张直白浅露、图解观念的“席勒式”创作，更赞赏用合适的艺术形式和技巧对社会现实或思想观念进行更为深刻、含蓄的审美化表现。用恩格斯在书信中的原话就是：我们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

有了马克思恩格斯文艺理论做指导，我们再来反观当下“文艺战疫”中创作的大量作品，就可以判别，哪些作品是值得赞赏和倡导并且具有艺术生命力的，哪些是属于“传声筒”式作品。毫无疑问，那些经过充分的情感酝酿和精心构思、并且能用较好创作技巧表现出来的作品，往往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而那些只是盲目跟风、机械重复、空洞乏味、缺乏创新精神和审美表现力的作品，则只能成为流于标语口号的平庸之作。

由刘春龙作词、王丹作曲的《长江，长江，我是黄河》，近期广泛传唱于河南、山东等地，对这次战疫做了生动的诠释。歌词中并没有出现类似于“湖北挺住、武汉加油”之类的表述，而是运用“长江”与“黄河”这两个极具象征意味的词汇，一下子将主旨提升到对华夏民族同根同源、血脉相承的情感表达。其中“我们的河床，是伟大的祖国”更可谓点睛之笔。该曲没有高亢的旋律，而是由相对较低较弱的起板逐步上升到节奏舒缓的深情诉说，渐渐积累起情绪之后，调式渐强，最后转为激越的倾吐。主题句“长江，长江，我是黄河”五度复现，表现为不同的节奏与音高，从抒情到深情再到激动，最后音韵绵长的反复吟唱，将同胞之爱、手足之情逐渐展现出来，给身处疫境中的人们以情感上的共鸣。

在美术领域，由于受疫情影响，各大博物馆、美术馆纷纷改以线上形式展出美术作品。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官微线上陆续推出了一批“共克时疫”主题的原创美术作品。在众多画作中，由中国美协会员王圣松创作的两幅油画作品特别值得关注。其中一幅题为《那山那水那人》，与众多展现医护人员紧张忙碌地救治病人场景的画作不同，这幅油画的构图相对比较简单：画作描绘了一位美丽的女护士侧立在窗前，窗外是一段《千里江山图》的画卷。人物的白大褂和口罩暗示了她作为医护人员的身份，一束阳光自左边投射到女子身上，显得圣洁美丽，虽然姿态略显疲惫，但眼睛中充满了希望。窗外的《千里江山图》或许正是她向往的美好自然风光，也正是她工作的动力。显然，该作并不是完全写实，比如护士没有护目镜或头罩等，而窗外的《千里江山图》也不大可能在生活中真实出现。然而，这正是画家的用意所在，他对所表现的内容进行重新组织、提炼、取舍等加工处理，使之更加符合美的规律。

王圣松另一幅原创作品《2020：铁柱过年没回家，他在武汉盖医院》则趋向简淡，画面中只是用细腻而精到的笔触和色调描绘了一所覆盖在一层白雪之下的豫东农家小院。整幅画作淡雅素净，仿佛安静到可以听闻那雪花飘落的细微之声。或许观者在观看这幅风景油画时会感到纳闷：“这幅画与‘共克时疫’有什么关系呢？”然而，当我们看到画作的题目时，不禁赞叹作者精巧的构思及含蓄的表达。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中华美学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强调知、情、意、行相统一。”作者显然深刻领会到了中华美学精神的特质，他用油画的方式精到地传达出了中国独特的美学精神。这种艺术方式、审美方式，在特定主题之内更能有效传达感染力!

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有关于“要‘莎士比亚化’不要‘席勒式’”的艺术主张，他们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中还进一步指出，文艺对社会的功用是间接的，是需要中介转化方能起作用的。这也是对文艺效用的清醒认识，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命题。

总之，我们对待本次疫情也应参照人民群众所倡导的“听从安排、理性看待、科学防护”：广大文艺工作者在积极参与“文艺战疫”行动时，也应把握好“度”，尊重现实、尊重艺术规律，方能更好地发挥文艺的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