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旧藏，忽见三册早期版本，为泰戈尔《春之循环》及两册《泰戈尔戏曲集》（时译为《太戈尔戏曲集》），心中大悦。今年恰逢泰戈尔访华一百周年。他在1913年凭借诗集《吉檀迦利》，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作家，并在1924年4月至7月首次访华，在中国游历了约三个月。而此三种泰氏戏剧中译本，初版均于他来华之前，也是殊为难得的珍本了。

一

《春之循环》由瞿世英译，郑振铎校，列上海商务印书馆“文学研究会丛书”，于1921年10月初版。《春之循环》是泰氏一部象征主义戏剧。剧中最出色的是对那个用其整个身心来观察和倾听的盲歌手的表述。他看不见，却有一种神秘的洞察事物的能力。当目光明亮的青年受了惊吓而怀疑自己的使命时，他却镇定自如，因为只有他才知道真相。只有他的存在，才能鼓舞大家的勇气。泰戈尔在此剧序言中曾解释说：“在每年的四季剧中，那老人的面具在冬天脱掉，而春天的形态则在他的全部的美中表现出来。于是我们看到旧的都在不断更新，自然中的春天剧正是我们的生命中的青春剧的翻版。”

译者瞿世英（1909—1976），字菊农，江苏常州人，为现代教育学家。他是瞿秋白之叔，与郑振铎、茅盾、叶圣陶等人创办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1920年燕京大学毕业，五四运动时被推选为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赴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罢课行动。1924年4月12日上午，泰戈尔乘坐“热田丸”号轮，从香港抵达上海，瞿世英与徐志摩、郑振铎、张君劢等，在虹口汇山码头迎接泰氏。之后，又与徐志摩陪泰氏坐火车去杭州。所以说，他是我国最早见到并研究泰戈尔的学者之一。除了译剧，他还翻译出版了《西洋哲学史》《社会学概论》《康德教育学》等，并著有《现代哲学》《教育学原理》等。

郑振铎在此书《序一》中写道：“我读过泰戈尔《春之循环》三次了。我友瞿世英君把它译出来后，又叫我校对了一回。现在笼罩在烦闷的浓雾中的青年呀！你们如要重燃生命之火么？请一读此书，记住泰戈尔所给我们的教训。”

译者瞿世英在《序二》中说：“我译这本书，很费了些工夫，但恐怕仍旧不能好，故求诸君的改正和批谬。这里头有好些诗歌是郑振铎兄代译的，附志于此。”序后有“泰戈尔著作一览”，分诗歌、戏曲、论文和小说，戏曲列了五部，即《邮局》《暗室之王》《齐德拉》《春之循环》《牺牲》。译者附写道：“他（指泰戈尔）的著作已用中文译出来的，有《齐德拉》一书，其他诗歌小说，也有很多译出来，但都是散见于各杂志中，没有印单行本的。”可见，瞿世英是最早译出《齐德拉》并出版单行本的译者，据悉吴致觉也译过《齐德拉》，却缺乏相关信息。此书后面附了“文学研究会丛书缘起”及“文学研究会丛书编例”，这都是郑振铎先生起草撰写的，让读者知晓这一丛书的出版宗旨，留下珍贵的史料。

二

《泰戈尔戏曲集》（一）由瞿世英、邓演存译，为上海商务印书馆“文学研究会丛书”，于1923年9月初版。

这是泰氏两部戏的合集，即《齐德拉》（又意译《花钏女》）《邮局》。郑振铎先生为此书作《序》，文中写道：“太戈尔（现已统一译为泰戈尔）在少年的时候，即已动手写他的剧本。他的本乡的人立刻便认识了他的作剧的天才，到处都上演着他的戏曲。泰戈尔的一本传记上说，他的剧本，直到现在印度各地还有人常常上演。《齐德拉》曾在北京演奏，据一个朋友说，结果是非常完美。《邮局》也曾在英国演出过，据夏芝说，它的结构在舞台显得非常周密。实在的，他作剧时，不仅把内容上注满了他的哲理，在形式上且十分完整，无一不可演奏之剧本。”这就简要而精准地评说了泰氏和他的剧作，作序者对此还嫌不够，在结尾时又强调说：“关于《齐德拉》与《邮局》，我本想在此多说几句话，但因时间太少，只得止于此。好在泰戈尔的剧本，意思都是明显的，在文字里也自有一种力量，能够使人感到它们的美丽与其他一切好处，似乎无再加以说明与赞赏的必要。”

《齐德拉》之所以在中国知名度甚高，因此剧是瞿世英最早翻译的泰氏剧本，全译本于1921年5月首发《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五期上。同年夏天，燕京大学学生为湖南赈灾义演，首次将此剧搬上舞台，瞿世英观看演出后，当即写下《演完泰戈尔的〈齐德拉〉之后》一文，刊在《戏剧》杂志。之后又撰写《泰戈尔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发表于1922年2月《小说月报》第十三卷第二号上。此剧在1924年泰戈尔访华期间，更是声誉鹊起。这年5月8日，正值泰戈尔64岁生日，北京文化界在东单三条协和小礼堂为泰氏庆生。胡适、梁启超主持祝寿典礼，最后环节是文艺演出，压轴戏是张彭春导演、新月社排演的话剧《齐德拉》，张歆海、徐志摩、林徽因、林长民、蒋百里、丁西林、王孟瑜、袁昌英等在剧中扮演不同角色，梁思成负责舞台布景设计。演出仪式由胡适主持，梁启超、鲁迅、钱玄同、林语堂，包括泰戈尔本人兴致勃勃观看了演出。

在《齐德拉》译本前面，瞿世英附上此剧《原序》，序中概述了剧情，并有《译者附志》：“这是一出独幕剧，在印度演过，后来又译成英文的。”文中称此剧取材于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说的是马尼浦国王唯一的公主齐德拉，邂逅般度族王子阿顺那，并喜结良缘。一年间，公主感觉自己缺乏女性美，祈祷爱神恩赐一年美貌，并隐瞒了真实身份。王子发现妻子伟大的保家护国之心，仰慕渐深，对表面的美貌产生厌倦。公主即请爱神收回美貌，向王子告知真相，使王子感慨万千，庆幸彼此可以相许终身。这部戏诗性语言与戏剧故事相融合，更像一首叙事长诗，是泰氏创造的诗体戏剧。

据悉，今年5月，《齐德拉》由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在协和小礼堂联合上演，这不仅是对百年前盛会的重现和追怀，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是当下人们与百年前文化先贤的灵魂沟通与精神交融，意义深远。

《邮局》的译者是邓演存（1888—1966），字兢生，为邓演达的哥哥，早年从北洋军官学校炮科毕业，后任广东炮兵学校副校长、汉阳兵工厂厂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广东政协常委，著有《民国兵工纪略》等。他与其弟邓演达一样，都是行武出身，不同的是，邓演存能武善文，实为不易。

《邮局》是泰氏1912年发表的名剧，曾在一些欧洲国家演出过。全剧分三幕，主角是少年阿马尔，因为他是病人，养父马特沃按医嘱不让他出门，但阿马尔在窗前仍见到许多人，并跟打更的哨兵说，前面有国王新建的邮局，表示长大后给国王当邮差，看到园丁的女儿苏塔去摘花，希望是给他的。总之，生活在召唤着他。后来在病情恶化的情况下，他想象国王派御医来给他治病。苏塔摘花回来，要求医生在阿马尔耳边传一句话：苏塔想念您！正如泰戈尔在给朋友的信中所说：“阿马尔代表着从僵死观念的围墙中寻找自由，邮局就在他窗前，他等待国王给他来信，给他带来解脱的信息。”无疑，阿马尔象征着被束缚的人性，而人性是无法被禁锢的。整个剧作充满诗情画意和浪漫色调，这是泰戈尔以诗人的笔触，以戏剧的形式写出的抒情诗剧。《齐德拉》和《邮局》，均是泰氏早期象征主义戏剧。

三

《泰戈尔戏曲集》（二）也是泰氏两部戏的合集，由高滋译，列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种。我手头的是初版本，时间跨度有101年了。尽管版权页不存，但两个版本的封面颜色不同，很容易区分初版与重印本。

此书收泰氏剧作两部，即《马丽妮》《牺牲》，仍由郑振铎先生作《短序》：“现在再由高滋君选译了《马丽妮》及《牺牲》两篇编在这里。《马丽妮》及《牺牲》的艺术及所包含的思想，要说起来很长，暂时不能在这里讨论。我相信无论什么读者，读完这一本书后，至少总会被泰戈尔的美丽的对话，及充满于两剧中的赞颂牺牲与为和平而奋斗的精神所感动。”

关于译者高滋，信息甚少。在郑振铎主编的《小说月报》“泰戈尔号”上，有他发表的泰氏剧译《马丽妮》，以及译文《夏芝的泰戈尔观》。可见，他至少是我国早期一个关注并研究泰戈尔的译家。在剧本中，泰氏写了马丽妮在友情和爱情中的两难，仿佛是一出“三角恋”。剧主人马丽妮是虔诚的宗教信徒，她对凯曼卡坚毅和活力的赏识，远远超过了对萨普雷亚的爱。她在萨普雷亚和凯曼卡中作艰难的选择，当凯曼卡杀死萨普雷亚后，马丽妮却急于为他辩护，请求宽恕，而不是为死者哭泣。

《牺牲》虽然情节曲折，人物众多，但每个人物都具有独特的个性，主线与副线脉络清晰。故事发生在庙宇里，那里集中了从歌汶达国王到穷女孩阿帕尔娜的所有人物，以表现在毁灭女神迦里神像前献祭的主题，而最后却以女神的盲目崇拜者拉果伯第扔掉神像告终。当戏开场，歌汶达国王禁止献祭时，冲突就开始了。而夜深人静时，当拉果伯第和那克夏特拉准备以歌汶达的养子德鲁瓦献祭时，冲突便达到高潮。泰氏将此剧献给“那些当战争女神索取人类牺牲时能勇敢地坚持和平的英雄们”，这就是以“牺牲”这个问题来表现这个剧本的主题。《马丽妮》和《牺牲》，是泰氏转向现实主义表现形式时期的优秀剧作。

四

泰氏一生写过五六十部长短不一的剧本，从1881年创作处女作音乐剧《瓦米奇的守护神》起，在其六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除中间停了十年外，他一直坚持剧本创作。他爱好戏剧，还多次在自己的剧本中扮演角色，粉墨登场。即使到了晚年，他仍然不断修改早期剧本，以求精益求精。他的剧本体裁多样，有诗剧、歌剧、舞剧、音乐剧、小品等。题材也是多样的，有取自神话传说的，有历史故事，也有现实社会的内容。作为东方国家的剧作家，他更多地采纳和借鉴了西方的戏剧手法，但又有自己的发挥，其中抒情成份占比尤多，但也有哲理性和象征性，当然也有一些剧情晦涩、难懂的神秘色彩。

如何评价泰氏的剧作？无疑他的诗歌创作的影响是最大的，小说也有不小的分量。有人说，他的戏剧成就在其小说之上，也有人说，他的戏剧只是一种依附于诗歌的抒情方式。其实他的戏剧与诗歌一样，具有抒情性和宗教性，但戏剧创作中包含了更多思想内容和文化内涵。总之，我们对于泰氏戏剧创作的研究，相对诗歌而言，是远远不够的，有待专家学者进一步开拓和深耕。

泰氏戏剧在上世纪20年代初的五、六年间，就有了多种中文译本，除了《春之循环》《齐德拉》《邮局》《马丽妮》《牺牲》，还有《隐士》《国王与王后》等，或发表或出版单行本，这为当时的“泰戈尔热”增加了一股推力，同时也推动了中国现代戏剧的萌芽和发展。而泰氏访华后的百年间，他的戏剧作品屡屡在中国翻译和出版，仅上世纪50年代，就有二十多种戏剧单行本出版，其中较大规模的有1958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泰戈尔剧作集》，第二年又增出第四卷。集大成者为2000年出版的24卷本《泰戈尔全集》，其中第16卷至18卷为戏剧卷，共收19部剧作，及“滑稽剧本集”中的15部戏剧小品。这些中文译作，基本涵盖了泰氏主要戏剧创作。除了出版外，上演泰氏戏剧也是紧锣密鼓。2018年6月，在北京蓬蒿剧场上演的《邮局》，拉开了“致敬泰戈尔”戏剧活动序幕，这一活动持续了三个月，共上演泰氏各种戏剧达20场，8月，以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演的《齐德拉》，为这一活动划上圆满句号。2021年，在“北京南锣鼓巷戏剧节”上，演出了泰氏戏剧《春天》，这是此剧在中国的首演。而各地关于泰氏戏剧创作的研讨活动，也常有举办，无以计数。

写到这里，不能不再次提到郑振铎先生（1898—1958），他被誉为“中国传播泰戈尔第一人”，其笔名西谛、郭源新等，出生于浙江永嘉县。他1927年出版名著《文学大纲》，在第四十六章“新世纪的文学”中，介绍了20世纪英国、法国等国作家后，印度只介绍泰戈尔一人，他写道：“古印度的文学上的荣誉，在新世纪也是重复恢复了。其中最重要的最为世人所知的作家是泰戈尔。”虽然郑振铎不是第一个泰氏作品的中文翻译家，但他也是早期译家之一，更是译泰氏作品最多、推动泰氏作品在中国传播最勤的译家、学者和社会活动家。1920年8月，在他主编的《人道》月刊上，发表译自泰戈尔《吉檀迦利》的22首诗，并以《新月集》中的一首《我的歌》，译为序诗。1922年至1925年，他先后翻译出版了泰戈尔《飞鸟集》（中文第一部泰氏诗集）《新月集》《吉檀迦利》《园丁集》《泰戈尔诗》等。此外，郑振铎在文学研究会中，与许地山、瞿世英等组织了中国第一个“泰戈尔研究会”，在他主编的《小说月报》上，撰写发表《泰戈尔传》，并在《小说月报》编发了两期“泰戈尔号”，这些都在我国文坛产生了重要影响。

为增强泰戈尔戏剧在中国的传播力，郑振铎热忱为《春之循环》《泰戈尔戏曲集》等作序，虽然他没有直接翻译泰氏戏剧，但他担任过《春之循环》编校，并帮助译者翻译剧中的诗歌部分。不仅如此，他还使自己所任职的文学研究会、商务印书馆和《小说月报》，成为当时推动泰氏戏剧翻译作品在中国发表或出版的重镇。可以看出，他对泰氏的戏剧不但熟悉且有研究，他写的序言，其分析与评述，都显中肯而有见地。泰氏戏剧得以在中国广泛传播，郑振铎先生功不可没，堪称中外文化交流史中的杰出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