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卖二斗红高粱，也要听郭兰英唱一唱”

1930年的一天，山西平遥一对贫苦夫妇，迎来了他们的第六个孩子，也是他们期盼已久的第一个女儿。夫妇俩恨不得将所有的爱都倾注到这个孩子身上，给她取名叫“郭心爱”。

可是，小心爱的出生给这个家庭带来短暂的喜悦之后，萦绕在这对夫妇俩心头的，是更多的忧愁。望着老父亲留下的三间破房和两亩只长草不长粮食的碱地，每日去财主家抗长活的丈夫和在家辛苦照顾孩子的妻子不禁开始担忧，他们如何才能养大这个孩子。

小心爱四岁时，为了让她有口饱饭，夫妻俩狠了狠心，含泪签下“死生由命，自身承担”的卖身契，将心爱送到了戏班子里做起了苦学徒。小心爱后来回忆起来，还是掩饰不了语气里的低落：“那个时候就给了我妈妈五个铜子儿，就等于咱们的七、八十块钱，连一百块钱都不到。”

当时的戏班子里流传着一句话，“好功夫是打出来的”，那时的郭心爱又小又矮，个子还没有木刀高，连舞台都爬不上，每次都要被人卡住腰抱上台；个子还没有木刀高，但她却能使出吃奶的力气，举起木刀挥舞。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她说自己除了练功还是练功，没有一丝暖意：“那个放羊的鞭子，一丈多长，你手在地上一放，就啪一打，手必须马上举起来，不起来就全缠手上了，一层皮就下来了。”

小心爱一直坚信，“要想人前显贵，就要人后受罪”，即使在北方寒风凌冽的早晨，她也要起床去海边，匍匐在冰面上练声，下着大雪，她张着嘴巴喊，愣是将坚硬的冰面哈出一个洞来。生病发烧，她也未曾松懈，就连晚上睡觉，她也会枕着一条腿，到了后半夜，师傅拿出棍子敲着她的另一条腿喊到：“换腿换腿。”她再换另一条腿枕到脑后，把基本功练到炉火纯青。

在不堪回首的挨打受骂中，小心爱练就了一身童子功，也有了一个艺名——郭兰英。6岁开始学唱山西中路梆子，青衣、花旦、刀马旦说上就上，唱念做打样样在行的郭兰英，先后演出过《李三娘挑水》《二度梅》等一百多部传统戏，14岁时在张家口一举成名，人称“晋剧里的梅兰芳”。

当时张家口的许多戏迷“宁卖二斗红高粱，也要听郭兰英唱一唱”，一听是郭兰英演出，舞台下、房顶上、树杈上，都是人，还有好多人跑了十里八里地也要来看她的戏。

1945年秋，八路军从日军手中解放张家口，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在城里演出新歌剧《白毛女》引发轰动，也让当时年仅16岁的郭兰英深受震撼：“希望有一天，我自己也能演像《白毛女》这样的好戏。只要能演这样的戏，那就是一生最大的幸福，我再没有别的什么心愿了。”

不久后，组织上派来了工作组，启发旧艺人解放自我，投身革命队伍。郭兰英受苦最深，是主要团结对象。1946年10月，中央暂时撤离张家口，郭兰英毅然决然抛弃了三箱子昂贵的行头，甚至包括那三副只有角儿才能拥有的银质头面。她说：“全扔了，这都是我自己的。因为部队里头没有这个，也不演这个戏，我带着那个行军， 人背着背包都是一个累赘，再带箱子根本不可能，所以全扔了，整个都扔了，不要了。”就这样，郭兰英成为了解放军队伍中的一名文艺兵。

这是郭兰英从小到大第一次主动而坚定的选择，从为自己“人前夺萃”而唱歌变成“为人民唱歌”。

那时，大字不识一个的郭兰英总是因为自己没有文化而感到深深的自卑：“我要学文化，我得认识字，不然大家都瞧不起我，管我叫旧艺人什么的。”尽管她想象中的这种场景从来没有发生过，可是面对同志们对她投来的同情，郭兰英还是决定读书认字。

“我给自己规定一天要认十个字，这样我就跟得上同志们了，这就成了革命的工作者。”在文工团，郭兰英一边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知识，一边全身心地投入革命戏剧的排练。

1948年，喜儿的原主演怀孕无法登台，郭兰英自告奋勇饰演喜儿，凭着自小在戏班练就的过硬功底，结合自己从小卖进戏班里的痛苦遭遇，郭兰英将喜儿的悲伤和屈辱演绎得惟妙惟肖，最终成功抢救了那台演出。

从那以后，郭兰英的表演逐渐得到越多越多人的认可。歌剧《白毛女》《王大娘赶集》《小二黑结婚》《刘胡兰》，歌曲《我的祖国》《南泥湾》《人说山西好风光》《山丹丹花开红艳艳》，都因郭兰英的演绎而成为中国音乐史上的经典。

1975年前后，人到中年的郭兰英，第一次遇到了事业瓶颈。当她再一次登上舞台饰演白毛女的时候，一句“十七了”引发全场哄笑，郭兰英一下就愣住了。“是啊，我已经四十多岁了，却还在演十七岁。”

不唱歌还能做什么？郭兰英突然想起了多年以前周总理对她说过的一句话，“小兰英啊，你现在还能演，还能唱，将来呢？唱不了啦，演不了啦，你准备怎么办？”历经磨难的她，终于恍然大悟：“总理是希望我们后继有人，光大并发扬民族的艺术事业呀！”

1982年，郭兰英正式告别舞台，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民族声乐的传承和发展中。1986年底，她和丈夫带着所有积蓄来到冼星海的家乡广东番禺，在一片荒山上开办了“广东省民族民间艺术专科学校”（后改为“郭兰英艺术学校”）。

在杂草丛生的飞鹅岭上，老两口住草棚、搭驴灶，带着志愿者搬石块、垒石板、铺路面，把原来的破旧农场变成了焕然一新的教学楼。郭兰英既当校长又当老师，每天早上都带着学生一起练功。当年已经60岁的她，一遍又一遍为学生示范《白毛女》中喜儿逃跑的戏码，一次又一次摔倒又爬起，爬起又摔倒，满头大汗，膝盖乌青，毫无怨言。

又是几十年过去，郭兰英身上的“严厉”不仅一点没减，还增了几分急迫。在中国音乐学院的教学现场，她巴不得在短短的课程里把毕生所学全掏出来。

“咬字吐词，每个字都要‘啃’住喽！”

“唱就是说。观众不是听你的声音，而是内容。每一个字都要像铁锤一样砸出去！”

“你表达不好，我不怪你。你要学我，就实实在在地学。我不会骗你，因为我不能骗我的学生。你学得不好，我不饶你。今天我饶了你，明天观众饶不了我，一样也饶不了你……”

80岁的她，还是能够毫不犹豫地摔倒，声泪俱下地控诉“黄世仁”对自己犯下的恶行。她不止一次地对学生们说：“（我）老了，年岁大了，着急，所以，孩子们，你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练完了以后我好给你们传呐。我早点给你们传下去，你们就早点接受了。”

从舞台到讲台，一字之差，却隔着万种艰辛。郭兰英说：“我要把最后的精力拿出来，献给毕生热爱的新歌剧……我愿做一颗铺路的石子，让新一辈的人踏着它一步步走下去。”

郭兰英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从她16岁第一次看到《白毛女》开始，她便将自己的全部投入到了中国的新歌剧事业中。为了到只有两个战士驻扎的小海岛上慰问演出，郭兰英不幸流产，从此失去了做妈妈的权利；1957年，受风嘴歪的郭兰英为了更好地表演，冒险接受复杂的整容手术，还垫高了鼻梁；特殊时期，她的腰椎被踩到重伤，一度瘫痪，从此落下病根，远离舞台；在没有人关注的幕后，郭兰英又用三十多年的时间，为中国音乐界培养了万山红等著名歌唱家和声乐教育家。

2019年9月29日，郭兰英先生被授予“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对于国人来说，郭兰英早已不单单是一位老艺术家，她也见证了中国民族歌剧表演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代表了几代中国人的记忆，唱出了无数中华儿女对祖国的深情。她只要往那一站，哪怕不唱，都让人感动到想落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