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巧合说来也太巧合了，从我诞生那天起就和戏剧有了缘分。我是1948年2月21日出生的，农历正月十二。因为是刚过大年不久，母亲姐妹几个都住在庙前街外公家。那天晚上七、八点钟，怀孕的母亲突然感觉剧烈的腹痛。父亲急忙找来拉洋车的，送母亲到医院。母亲曾经是铁路医院眼科护士，她当然愿意去铁路医院。可是，洋车刚出兴隆街到西羊市，母亲就坚持不住了。眼看孩子要出生，铁路医院还在遥远的小东门，情急之下有路人建议赶快到附近的奶生堂，里面也有医生、护士能接生。父亲跟着洋车赶快来到奶生堂。因为是星期六晚上，这里大部分医生、护士都已经下班休息。几个值班的护士把母亲扶到一条长凳上，我就这样出生了，时间是晚上9点左右。

奶生堂是何等地方？清道光年间，曾设有育婴堂，专门哺养被抛弃或无力养育的幼婴，这个机构类似今天的孤儿院，故取名奶生堂。1916年，在奶生堂的孤儿院开设了山西省第一个女子戏班，蒲剧艺人老顺保开始在这里培养女艺人，著名晋剧表演艺术家丁果仙就是其中的一个。我出生在这个地方，冥冥之中可以说是和戏剧很有缘分。后来这里建立了戏校。大学毕业后，我曾经在这里代课，先后给三届史论班的学生讲“编剧理论”课，因此对这里还是很有感情的。

外公家在挨着关帝庙的一座院子。因为外公是丁果仙剧团里面的乐队艺人，所以常有剧团的人租赁外公的房子。记忆中，著名晋剧艺人冀美莲就曾在院里南房居住，花艳君、冀萍、牛桂英等都曾是母亲儿时的玩伴。我出生之后，常让这些姨姨们抱着玩耍。到两三岁时，外公就经常领着我到戏园子看戏。到戏台上后，外公把我放到乐队放乐器和茶杯的八仙桌靠戏台侧面的地方，我就靠着桌腿坐在那里看戏。我一般喜欢看武戏，不喜欢看文戏，因为武戏热闹，特别是武打场面是我最感兴趣的。前面的文戏我常常就睡着了，到戏快完的时候，外公就用脚踢我一下，并嘱咐：“开打呀！”我马上振作起来，羡慕地看着台上的演员挥舞刀枪剑戟，你来我往，摸爬滚打，上下翻腾。这也造就了我平时在院子里和邻居的孩子舞枪弄棒，模仿戏台上演出的兴趣。

上小学之后，因为家在西华门，恰好同住在典膳所的牛桂英的儿子牛志鹏同属女师附小，我俩同班同桌，经常一块议论舞台上的戏剧人物和银幕上的电影故事，引起同学们的极大兴趣。课余时间我也经常到他家，看到牛桂英摆设的一面巨大的“犀牛望月”立式镜子，又使我对演员充满了敬畏的感觉。牛志鹏的记忆力和模仿力极强，完全是块当演员的料。我俩在班里也经常演出小话剧和其他文艺节目，甚至一块演出过相声。可惜他后来没有走上文艺这条路。

我中学从五中毕业后，赶上了“文革”，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被遣送回五台老家，全家也受到了影响，母亲和弟弟、妹妹后来也回了老家。姐姐因为已经成家，我因为在太原印刷厂当临时工，算是已经有了工作没有离开太原。

刚到太原印刷厂时，正赶上冬季取暖开始，我们几个刚到厂的年轻人就被分配到锅炉房帮忙。起初我很不乐意，觉得下到车间才是真正的当了工人。谁知到锅炉房后才发现，全厂正在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破“四旧”，印刷厂有个很大的图书馆，里面的世界和中国的名著作为“封、资、修”产物就成为要扫除的对象。最快的办法当然是付之一炬，一烧了之。当年市面上早已看不到的小说，像小山一样堆满了锅炉房的空地。我看到早有耳闻却从没见到过的书籍，真是喜出望外，马上如饥似渴地读起来。老师傅们看见我喜欢读书，也有意识地把要烧的图书先让我“审阅”。因为要烧的书籍太多了，没有半月二十天是烧不完的，而且锅炉里面主要是用煤炭燃烧，纸灰太多就会压灭火，一次只能烧一部分。让书把火势减弱，老师傅们是不乐意的。所以他们也有意放慢了烧书的进度，我读书的机会就更多了。有些特别好的书，我还偷偷拿回家里仔细阅读，老师傅们发现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那个毁灭文化的荒唐年代，能有这样的机会是很不容易的。这样也极大地弥补了我在学校没有学到的知识的空缺，为我后来参加高考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父母离开太原之后，家已经被父亲单位收回，我只能住在姐姐位位于解放路菜站的单位宿舍。由于那里紧挨着太原市建筑工人俱乐部，我也渐渐地和那里的工作人员熟悉了。尤其是和常在俱乐部演出的太原市话剧团的演员们一起聊天，知道了许多文艺界特别是话剧界的事情。“文革”期间的太原印刷厂文化活动气氛是很浓厚的。厂里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非常活跃，俱乐部里有剧场，据说“文革”前还曾经有过晋剧团，在太原的工交系统也小有名气。一次偶然的机会，时任厂工会主席的张桂根师傅把我吸收到宣传队，开始了我从事业余文艺演出的生活。张桂根师傅在其文集《老太原拾趣》中的“从我身边走出去的年轻人”一文中提到，王笑林“他头脑灵便，双手勤快。有一次排男生表演唱正缺个人，我就让他插进去试试，结果出手抬脚样样能跟上大家。后来排多幕剧《农奴戟》他演的一个角色很出彩，观众齐声叫好！笑林同志那时才十八九岁，精神实在旺盛，每次演出除完成自己的角色任务外，还积极帮助装台搬道具，《农奴戟》这个剧正反面主要人物有20多人，全剧演职人员需要40多人。我们演出了数十场，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张桂根：北岳文艺出版社《老太原拾趣》130页）其实我在那场戏里正反面人物都演了，受到观众欢迎的是演一个反面角色。因为印刷厂的职工宿舍紧挨着太原市文化馆，即原先的建筑工人俱乐部，我因为参与《农奴戟》演出，结识了太原市话剧团的许多老师，经常到文化馆同他们聊天，太原市话剧团的丁克明老师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在他那里我知道了中国话剧界发生过的许多名人轶事，特别是一些当时还处于禁区的戏剧名著《雷雨》《日出》《风雪夜归人》《名优之死》《哈姆雷特》等戏剧故事和国内演员演出的情况，使我对戏剧产生了巨大的敬畏感和崇拜感，当然无形之中也学习了许多当时根本学不到的戏剧基础知识。

后来，我从太原印刷厂调入山西省拖拉机配件厂（后改为太原油泵油嘴厂）。拖配厂的文艺氛围不次于印刷厂，这里也有自己的俱乐部，能演出文艺节目，还能放映电影。厂里的宣传队除了民乐竟然还有管乐，这在当时的厂矿文艺宣传队里面是少有的。出于对文艺的爱好，我很快也加入了宣传队。在这里我开始了戏剧创作。由我执笔编写的小话剧《炉前育新人》，由宣传队排练演出，因为反映的就是厂里工人的真实生活，所以受到厂里观众的热烈欢迎。后来，这个小话剧在当时的省级公开刊物《山西群众文艺》1977年第五期发表。山西群众文化馆组织了几次小戏创作学习班我都有幸参加了，成为当时省城活跃在厂矿的业余作者。

我难以忘怀的是1978年恢复高考，报刊上刊登了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招生的广告。当时山西省群众文化馆负责小戏创作的辅导员李娜老师，几次鼓励我报考，我觉得自己水平太差，绝无可能考上。但是李娜老师硬逼着我在报考日期的最后一个下午，拉着我到五一路邮局寄出了报名的信函。专业考试山西应该是在北京考区，因为我报名比较晚，北京已经满了，把我分配到邻近的西安考区。考试分为初试和复试，前后需要二十天，如果能参加复试，就需要在西安吃住半月以上，这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正好我岳父的表哥在西安，经岳父介绍我住在了亲戚家中，这就解决了吃住问题。在家人和亲戚的支持下我才得以在西安参加了考试。

考场设在当年的西安艺术学院，初试分文学知识和散文习作两门课。我正好把当年偷偷留下的书上的知识用上了。散文题目是《在旅途上》。我很快通过初试进入复试，复试分写作和面试。写作要求以写人物为准交一篇不少于五千字的记叙文，我以当年在工厂工作时的安师傅的人和事为原型写了一篇六千字的文章。面试是要求分析一个戏剧人物，我分析的是《日出》中的小人物李石清。最后我以西安考区第一名的成绩，被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录取。从此开始了我从事戏剧研究创作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