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晋商达到鼎盛时期，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走出国门，涉足欧亚两大洲。

四处闯荡的晋商把梆子戏带到了全国各地。除了频繁邀请演出、玩票，还出资办戏班，甚至成立研究社，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和改革。同时，戏剧演出也为晋商集结人气、开拓市场提供了助力。

戏以商远播，商以戏兴隆。二者相扶相携，互助共荣。

商业发达  戏剧助兴

进入清代，平遥、太谷、祁县、榆次、介休等地商业和金融业空前繁荣，使得服务业和娱乐业也得到相应的发展。

商业的繁荣、人口的骤增，为艺术消费提供了广阔的社会基础和巨大的市场需求，为商业“助兴”的各种演出活动剧增。如介休张兰镇，每年九月下旬举行泰山古庙会，来自文水的皮货、沁州的麻货、浑源的铁具、上党的药材、内蒙古的骡马汇聚于此，会期十天，天天演戏。各县、镇、村传统的古庙会，举办演戏活动的要占一半之多。以祁县为例，全县古庙会有66个，其中演戏的占到48个。

晋中商帮不仅在当时是“天下最富”，而且巨贾富商人数众多，地域分布密集。商界信仰关公、财神，各地晋商会馆中专设关帝殿与戏台，现存的如河南赊旗、南阳及苏州的晋商会馆均有例证。

晋商家庭，凡遇儿婚女嫁、生日寿辰、丧葬礼仪、喜庆和重要节日等都要演戏。1931年，晋商巨贾、大清银行首任行长贾继英的5个儿子同时结婚，号称“五子登科”，唱戏5天。

迎送上任、调走的新旧地方官员和招待过往官员要唱戏（俗称“拉官戏”）。招待客商、宾朋或者每年年终各分号掌柜回总号交账时，也要唱戏。

还有各类商业活动。如每年春节过后商铺开市要唱开市戏，每年四个镖期过后要唱过镖戏。各行业也有自己特定的行业戏，以钱行为例，每年七八月间，要在七圣庙演戏；药行要在药王庙演戏；鞭炮麻纸行要在火神庙演戏等。

此外，许多晋商豪宅都建有戏院和戏台。如太谷曹氏三多堂宅院中就设有专门的戏台院，建有精致的苏州风格的小舞台；祁县渠家专门建成可供演出的戏台和演员食宿的下处院，以及供小姐、少奶奶看戏的厢房。平遥南良如璧村尹二少兄弟是日昇昌东家李箴视的外甥，为了孝敬母亲，不仅在宅院建有戏台，而且还承有大小祝丰园两个戏班。所有这些设施，既为晋商财东和足不出户的女眷看戏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也为族人子弟“闹票”和办自乐班创造了条件。

晋中商帮的重要发祥地和旅外经商的中心之一张家口，以及晋商集中的归化（呼和浩特）、包头等地，不但有许多晋商在当地创办的铺号，还有从总号派出的许多分号、支号，其财东、掌柜及伙友绝大部分为晋中老乡或山西老乡。他们常年在外，能够观赏家乡的戏剧和社火表演是最大的安慰和精神享受。山西梆子之所以能够沿着晋商的商路北上，并且扎根当地，原因就在于此。

晋商扶持  发展迅速

山西梆子从创建、发展到全盛，每一阶段都有晋中商帮的推动、参与和贡献。

从购置蒲剧班社到组建晋剧班社，重金聘请名角、培养新秀，并大量组织演出和会演，晋商以其雄厚的财力支持，使晋剧（中路梆子）这一新剧种迅速形成和广泛流布，成为北方的一个大剧种。晋商以其家族积累的文化素养，通过族人子弟参与其中，使晋剧很快臻于成熟，成为山西代表性剧种。

在晋剧（中路梆子）创建之前，山西的戏剧演出活动已经相当频繁。但演出的班社却是外地剧种，主要有蒲剧、花腔班（京剧）、丝竹班（江南昆曲）三大剧种。其中最为普遍的是蒲剧，诸如双和班、东晟班等几十个戏班，从每年农历正月一直演出到十月中旬才歇班回家。

清康熙年间，晋中地区开始出现本地戏剧班社，但前期这些班社多为晋商出资创办。据《祁县志》记述，清嘉庆三年（1798年）祁县创办了云生班。承班者是张庄经商致富的岳光彩，本人酷爱戏剧。云生班以科班的严格训练方法，培育出一批艺人，名角有十二红、蔓菁红、斜眼黑、夜壶丑等。清同治初年，岳光彩去世，云生班遂告解散。从传承看，云生班前期表演的应为秦腔和蒲剧。

清道光初年，介休出现了德盛班。班主郭建馨是介休大靳村财主，青壮年时期在苏州经商，开设有书业德印刷字号。由于多年受江南艺术的熏陶，又有丰裕的财力，老年回到介休后便创建班社。德盛班演员有蒲州籍的，也有本地的，名角先后有四盏灯、睡不着、三股风等。德盛班除在晋中、吕梁一带演出外，还到陕西绥德、榆林演出，移台时多用骆驼运输道具，人称“骆驼班”。德盛班演出的时间跨度从清道光年间到清咸丰年间，约30年左右。该班于清光绪三年（1877年）山西特大灾荒中停办。道光二十年（1840年），又出现了晋商个人购买蒲剧戏班的现象。平遥县高林村富商子弟王锡寿祖上经商致富，酷爱戏剧。王锡寿20岁考取秀才后，几次应举不中，到汾州府衙内当了文案委员。当时，晋中商人、官员、百姓都希望有本地戏班。王锡寿便购买了蒲州府永济县桃成村的万和班，约定由他担任班主，原班主任承事人，艺人收入以上年收入基数为准，赢利归戏班，亏损由班主补贴；每年农历十月二十日歇班垛箱，艺人回家过年。次年正月初十在高林村集中，为平遥县各商号唱开市戏，元宵节则去汾州府助兴，节后以台口为序周转演出。王锡寿领班的蒲剧万和班来到平遥后，很受欢迎。第二年，平遥、介休的富商接连买回了小平遥班和吉庆班等蒲剧戏班，在各县周转演出。

从清嘉庆到清道光的50余年中，蒲剧班社移植晋中，不仅为晋剧的创建打下基础，而且在长期演出中，为了适应当地群众的欣赏习惯，吸收融合了当地的民间艺术，在音乐、语音、唱腔、表演方面发生了变化。正是这种本土化的过程，促成了晋剧的形成。

融合改良  晋剧初成

从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道光皇帝驾崩停戏一年，到清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派李开芳、林凤翔北征，同年七月打到山西平阳，九月围攻天津，使北方处于战乱之中，戏剧和其他娱乐业都处于停顿状态，直到1855年太平天国北伐军于河北省遭受失败，社会局势相对平稳，富商们才开始酝酿创建中路地区的新戏班、新剧种。清咸丰八年（1858年），榆次聂店村富商王亚元创建新型班社四喜班。

王亚元祖上是太原府赫赫有名的大商人、大财主。王亚元幼年读书，成年后到口外经商，老年才回乡当家掌门。他决定自己组建一个戏班，吸收晋中移植蒲剧班社的经验，以蒲剧为基础，创建适应晋中地区群众欣赏口味的新剧种，于清咸丰八年（1858年）组建四喜班。他派人到苏州订置行头，从蒲州请来一批有经验的蒲剧老艺人，从太原请来秧歌打板师傅刘宏计和吹鼓手中的葫芦大王杨友庆，让他们提前在蒲州梆子基础上进行创建中路梆子的设计和试演。上演剧目、表演程式及道白、声韵都采用蒲剧成熟的艺术成果，就连演唱艺人也用蒲剧演员。主要乐器采用本地的葫芦，由本地师傅亲操；锣鼓经点、音乐曲谱和板式、唱腔，在以蒲剧为主，兼融昆曲、京剧的基础上，参照太原秧歌的演唱方法，适当吸收祁太秧歌的一些艺术成分进行创新。

经过3个月的试验、排练，四喜班在大年初一至初三在本村亮相，试演3天，初八至元宵节到榆次城隍庙戏台正式演出。在榆次演出期间，王亚元特地邀请了附近各县财主和邻近村长共80余人前来观赏。四喜班作为自觉和率先发展中路梆子的班社，影响广泛，赞誉众多。

王亚元创建四喜班试演中路梆子的同时，晋中富商仍有购买蒲剧班社的情况。同在清咸丰年间，祁县、太谷的票号就花银千两从蒲州购买了“三义园”娃娃班，并北上到大同、张家口、宣化、北京等地演出。这个班社带出了一批好演员，如七百生、老蒲州、老太平，其中最负盛名的是“老三盏灯”，他本名王来来，陕西韩城人。在戏迷中流传着这样一段话，说“老三盏灯”是“生在陕西，学在蒲州，红火到崞县、忻州，驰名在宣（宣化）大（大同）京（北京）口（张家口），扭回头踏了宁武，跨了朔州，没办法离开北路，向往南路，老在中路”。这段话，既是一个名艺人艺术生涯的简明概括，也透露了蒲剧同北路梆子、中路梆子的密切关系。

四喜班的有意试创和“三义园”的自然演变，殊途同归，对晋剧（中路梆子）的形成起到了重大作用。它兼有北路梆子的激昂慷慨和蒲州梆子、昆曲、京剧的清新柔和，是艺术上多方面借鉴和融合的结果。

清咸丰末年，紧接着四喜班的是榆次三家煤窑主合办的三合班。约在清咸丰十年（1860年），祁县成立了三庆班。这些班社对中路梆子的主要贡献是培养了一批颇具实力的音乐人才。其中，葫芦演奏者有太谷人彭根子，鼓师有祁县人宋兴儿。两人配合默契，取各兄弟剧种之长，丰富了晋剧的文武场。戏谚有云：“彭根子的胡胡，宋兴儿的板，一股风的乱弹唱不完。”可见当时唱腔、伴奏已经有了一定的程式，为晋剧定型奠定了基础。

成熟发展  走向高峰

晋剧形成后，众多的戏曲班社应运而生。清同治年间，晋中各县纷纷组建晋剧班社，晋剧进入发展期。当时的班社多为“字号班”，即由富商巨贾大商号出资组建。其中，有名的班社有四兴班、四庆班、双庆班、和盛班和聚梨园等几十个。

聚梨园由祁县巨商大族渠家的渠源淦承班。渠源淦，人称“金财主”，他不喜经商，酷爱戏剧。他认为名噪一时的榆次四喜班不够气派，决心自成一班。他以重金聘请了山西、陕西、河北等地名角，还特地从江苏定制了全新的行头。他将班社取名“聚梨园”，这是晋剧历史上由“班”改叫“园”的开始。后来，他设立科班，把聚梨园分为上、下班，上班重在研究改革与演出，下班以培育童伶学艺为主。

渠源淦规定，凡入上班聚梨园的演唱艺人，必须是在蒲州及各地已经唱红的名角；各行当中的“九头纲子”——包括“三大门”（须生、青衣、大净）、“三小门”（小旦、小生、武生）和老生、老旦、小丑，工资全部实行常年包份制，年薪最高1000吊，最低200吊（一般一吊钱相当于一两白银。当时一名知县的收入只有年俸40两，养廉银800两）。同时，他还在自家宅院内盖起戏台和下处院，专供大、小两班艺人练功、排戏、住宿。

渠源淦优待艺人，使聚梨园名角荟萃，声誉大振，成为晋剧艺坛上第一批名伶班的领衔者。园中名角各有拿手好戏，如元儿红（张世喜）的《反棠邑》《少华山》，一千红（王喜云）的《铁冠图》，玉印黑（王玉印）的《封王》《忠报国》等，均红极一时。在音乐场面上，聚梨园还做了突破性的革新，把文武场面分开，每件乐器都按其音域音色、轻重主次做了恰到好处的定位安排，使之更便于与演员配合。

与聚梨园同期，还有徐沟县（今属清徐）大寨村粮商李玉和以斗行（粮行）名义承班的戏班五义园。清同治年间组建的著名字号班还有平遥的同春园和祝丰园。祝丰园组建于清同治末、光绪初，班主为南良如璧村尹光禄。尹家本就是清代平遥四大财主之一，尹光禄又是大票号日昇昌财东、达蒲村李箴视的外甥，其创办的祝丰园名伶荟萃，先后有黄芽韭、面歇丑、瓜子仁仁等名伶，代表剧目有《清风亭》《莲花庵》《大报仇》《祭塔》等。其剧目上演时，讲究排场阔绰，不仅服饰艳丽，而且大量使用机关布景和道具。如演出《祭塔》，塔中可冒出火来。由于祝丰园角色众多，文武齐备，所以能够冲破以往“下路班（汾州府辖八县戏班）不到上路班（太原府辖九县戏班）所在地演出”的界限，走遍山西中部和北部，赢得了与上路班坤梨园、锦梨园并列的晋剧上三班的美名。

正是晋商巨大的经济实力支撑，吸引了众多蒲剧名伶投身晋剧事业，使它创建不久就得到迅速发展和提高，成为敢于与老剧种蒲剧、京剧、南昆争衡的大剧种。

清光绪年间，晋剧进入发展高峰期。班社如雨后春笋，不断组建。清光绪初年开始，出现了不少名老艺人和普通经纪人承办的班社。在祁县，首先有老艺人玉印黑在清光绪六年（1880年）组建的庆梨园。这个班社收留了光绪三年（1877年）山西大灾以来处于困境的不少名伶，虽因财力不足，自称“破锣班”，但却演出了一批脍炙人口的剧目。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到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先后又组建了永盛园、锦胜园、荣升班、小荣生班等班社。

太谷则有清光绪五年（1879年）由杨承斋承班组建的锦梨园，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艺人玉石娃娃（赵双林）组建的双林园等。这些班社尽管多为艺人或普通经纪人承班，但有些也得到了富商支持，如承班锦梨园、二锦梨园的杨承斋，就得到了富商孙家的支持。

这一时期，也有巨商族人出资组建班社的。直到民国七年（1918年），祁县城内渠家的渠本渭还出资组建咏霓园，且名噪一时。

清朝末年，晋剧的承班人基本上形成了由大商人向名老艺人和普通经纪人的转换，晋剧发展进入高峰期，开始登上大雅之堂。清光绪九年（1883年），山西巡抚张之洞曾到榆次城隍庙会观看晋剧演出，大为赞赏，次年即令太原府六大名班赴并会演，这一举动进一步扩大了晋剧的影响力。

商路开辟  戏路拓展

晋剧定型成熟后，沿着晋商通往绥蒙的商路向北扩展其演出区域。尤其是张家口、宣化、归化（呼和浩特）、包头等晋商财东、掌柜和伙友集聚之地，更成为晋剧大受欢迎的地方。晋剧班社的表演，不仅是远离家乡的晋中商人的精神食粮，也成为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

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太谷“小三盏灯”郭坤及其所承办的坤梨园在晋中唱红后，便沿着晋商的足迹北上，所到之处不只城市的戏院爆满，农村、牧区的群众也争相观看。再如平遥尹光禄（尹二少）所办的祝丰园，一到张家口就被晋中商人捧红，紧接着去归绥、包头及宣化一带演出，赞誉之声遍及东西两口。

北路晋商并不满足于家乡班社来此演出，便动用重金挽留北上艺人定居本地，或承办戏班继续演戏，或组建科班收徒传艺，使山西梆子落籍口外。所留艺人中，有榆次郝村人李锦荣，在晋中叫“灌肠红”，留在口外后声誉日起，被观众冠以“口外盖天红”的美名，最后定居宣化。

山西梆子在口外及内蒙古扎根后，又继续向陕北和冀东一带发展，在清末和民国期间同样出现过不少班社。

票社兴起  晋商参与

清末民初，晋商参与晋剧活动的方式，由前期的出资组建“字号班”为主，转向了组建票社、自乐班，甚至“下海”当艺人。

票社又称“票儿班”，属于业余自娱性质，不受时间、场地约束，无须粉墨登场。票社活动的场所有三种，即商业店铺、财主家中和城乡平民家中。“财主班”一般以晋商子弟为骨干，设备讲究，重在音乐，把“闹票”作为一种奢华的享受；“平民班”在城镇是工人、店员、小业主，在农村则是农民、小手工业者等，多为集股凑份置备乐器，设施较差，但自得其乐。晋剧定型之后，“闹票”成为晋中各地城乡盛行的一种自娱方式。

晋商子弟为骨干的“票儿班”，以祁县最多，榆次、太谷、平遥等地均有。由于晋商子弟经济实力强，可以邀集名角切磋艺术，自身文化素养又高，所以票社对晋剧的进一步完善提高作出了较大贡献。

票儿班中坚持时间最长、活动规模最大、对晋剧完善提高作出突出贡献的，首推太原马仲秋、马三秋的聚文会票儿班。马氏兄弟的票儿班吸引了太谷、祁县、榆次、徐沟、交城、文水等地许多富商子弟和“合文家”（对能拉会唱识戏懂戏的通行票友的尊称），还有每年冬天赶来“闹票”的专业艺人。大家一边吹拉弹唱，一边针对晋剧演出状况和艺人演唱特点交流意见，并加以改善，最终由票友把改进的成果带到各地，扩大影响。

晋商子弟在“闹票”的基础上，还形成了一种自乐班的特殊活动形式，活动地点都是在富商的豪宅大院中。在每年十月戏班垛箱放假后，由主人下帖邀请名艺人和名票友，以及爱好戏剧的举人、秀才等文人参加，时间1至3个月不等。通过演出实践，试验研讨成果，来年由艺人搭班演出或在票儿班活动时公开推广。其较为典型的代表是太谷朝阳村李湛、李濬兄弟及其6个子弟一起参加的自乐班。李家自乐班前后延续20年，对晋剧改革产生了较大影响，特别是在剧本修改完善方面成效最大，如对反映明代历史的《忠报国》的修改，使其在剧情发展的一波三折、引用古人古事的准确适宜和唱词的文学性方面，超过了蒲剧、京剧原本。太谷北洸曹家的曹克让及其弟克宽、三子师嘉、四子师宪的票社，每年活动1个月。曹家票社集中了大量名伶和晋商子弟及文化人，他们运用自己的历史知识、音乐知识和文化知识，对晋剧艺术从“五功”“四法”及伴奏等多方面进行改革，极大地推动了晋剧艺术的发展。

有不少晋商子弟还甘心“下海”，成为职业艺人。他们潜心研讨晋剧音乐和唱腔，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印财主。他乳名玉印，大名任鹤寿，祖上是“买卖兼庄户”的富户，家道颇丰。印财主成年后先投四喜班琴师杨友庆学艺，而后又自备轿车赶台口学其他琴师的曲谱和手音。他30岁加入太谷坤梨园，与名鼓师杨甲成共同商议文武场的改革，并通过著名青衣天贵旦的试唱，把民间音乐中的“三倒腔”“四不像”“老鼠腔”“大起板”“大清场”等精华曲牌移植到晋剧的演唱和伴奏中，大受欢迎。

走向鼎盛  轰动剧坛

从1900年到1937年，晋剧发展达到鼎盛时期。这一时期不但晋剧已经相当成熟，而且班社林立，阵容强大，人才辈出，名伶荟萃，男女同台，行当齐全，各怀绝技。仅晋中市现辖11个县市的晋剧班社就有过180余个。其中，较出名的戏班和科班，有榆次的众梨园、双盛园，太谷的坤梨园、金下园，祁县的聚梨园、吉梨园，平遥的同春园、丰仙园，介休的同盛园、四盛园等。这一时期，晋剧已成为省会太原及其他新型工业城市经常上演的主要剧种。

在晋剧走向鼎盛之时，一向与晋剧有着天然血缘关系的晋商依然发挥着重大作用。落籍于口外的山西梆子，在晋商支持下，艺术水平提高得很快，培养了不少名伶，对晋剧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晋中有不少刚出科的演员，也要先去张家口、归绥（今呼和浩特）、包头等地献艺，然后回到内地，便声誉大起，被观众称为“从口外回来的名角”。而对内地影响最大的，是口外的山西梆子受京、津等地艺术影响，培养了不少坤伶（女演员），其中有一些被聘回归晋中，带动了内地坤伶队伍的发展，促成了晋剧的一次大变革。

1923年冬，徐沟县自诚园班主陈玉，得知口外晋剧班社有坤伶演戏。为提高竞争力，他北上张家口，以重金聘到了“回回生”田宽子的徒弟、养女大牛牛（田凤贞）和亲生女儿二牛牛（田淑贞）。次年初，这两位坤角在徐沟城二月二古庙会的头一天亮相戏《双头驴》，便产生了轰动效应。消息传开后，百里之遥赶来一饱眼福者络绎不绝。紧接着第二年，他又请来了已到中年、技艺老到的坤角二女只（王桂香），还是在徐沟城二月二古庙会上亮相，以《祥麟镜》中的“失子惊疯”表演，令观众叫绝，不久就轰动了晋中平川各县。

坤伶声誉鹊起，各班社纷纷仿效，一批女子被吸收进入科班，或投奔名师学艺。一批卖唱的坤伶也相继登台。这些坤伶对晋剧旦角唱腔的改革作出了新的贡献。她们的唱腔声音清脆、吐字真切、悦耳动听，且更加贴近现实生活中的妇女形象。

继坤伶回归带动晋剧变革之后，晋剧还从口外兄弟剧种中引进一批擅长武打的精英，重振了晋剧武打戏的雄风。从1926年起，徐沟自诚园班主陈玉，从张家口京剧、评剧界先后请来筱云楼、刘春生、王少楼等一批擅长武打戏的艺人，使晋剧的武打在光绪初年以来一度衰退之后再度兴起。他们武功过硬，在武打戏表演中不仅套路新鲜、配合默契，而且兵器道具材料近似真刀真枪，开打时星光闪耀，声音铿锵，使观众耳目一新。

晋剧鼎盛时期，以晋商子弟为骨干组织的戏曲研究社作出了很大贡献。祁县韩廷让组织的戏曲研究社就是其中的典型。韩廷让父亲在扬州经商，母亲为江南昆曲名伶，因而他自幼喜戏剧、懂音律，在太原上中学时就曾与同学上街演戏。1928年，他于北京大学艺术学院话剧专业和北平平民大学新闻系同时毕业之后，回到家乡专心研究地方戏剧。在他的主持下，先后成立了祁县戏曲精研社和祁县戏曲研究社。

戏研社不同于“票儿班”“自乐班”，他的重点是运用现代艺术理论，总结晋剧发展中的经验教训，整理改革晋剧，研究晋剧的发展方向。

祁县戏曲研究社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包括建立了晋剧班社的导演制，突出了舞台表演互相配合的整体效果，增强了剧情的感染力；消除了晋剧上路班、下路班之间的门派分歧，互相取长补短，融合成统一的唱腔、板式及音乐伴奏和表演程式；恢复了晋剧中部分昆曲戏，培养了一批新型戏剧人才，如曾在晋绥区五五剧社担任导演的著名祁太秧歌专家薛贵棻，就得益于韩廷让和戏研社的传习，又如戏研社社员郭少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调省文化局专门从事戏研工作，社员韩子谦则被聘为刘俊英剧团的专职导演，排出《双蝴蝶》《张羽煮海》《白蛇传》等精彩戏目。

晋剧在多方面的努力下，特别是在晋商及其子弟的大力推动下，从创建、发展、成熟，达到鼎盛。20世纪30年代，丁果仙（果子红）、张宝魁（筱吉仙）、孟珍卿（三儿生）、乔国瑞（狮子黑）、高文翰（说书红）、李子健、王步云（盖天红）、王云山（毛毛旦）等晋剧名派名伶，相继进北平演出，轰动剧坛。晋剧不但成为流布于晋、陕、冀、内蒙古的一个大剧种，而且成为一个艺术水准很高的名剧种。

（本文参考书籍有《晋商文化旅游区志》，以及晋中市史志研究室资料）